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61)

六一

　　中南海里，就在伏尔加出发的那幢住所前，一个瘦削的身影伫立在门下。他半侧着身躯，右手已握成了一个拳头。半晌，他似乎决定了什么，转身走进屋里。

　　“崇碧同志，”他对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说：“我想了又想，你还是赶紧到西郊去一趟，亲自把贺龙送到八大处。不这样我不放心！”

　　“总理，我保证把贺老总安全送到。”

　　临走，周恩来又补充了一句：“贺老总到了后，你立即来个电话。”

　　米色伏尔加迎着风雪疾驰。在它的后座上，坐着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和妻子薛明。当轿车行至翠微路时，司机却沿着环形车道拐弯向东，朝北京站方向驰去。

　　“同志，不是去西山吗？怎么……”贺龙疑惑地问。

　　“贺老总，这是总理亲自安排的。”司机回答道。

　　一路红灯，轿车走走停停，最后突然转进一条岔街，钻进一条胡同，停在一辆黑色上海轿车后面。

　　“贺老总，我只能送到这里了。”司机十分抱歉地说，“请老总坐那辆车子继续走。”

　　“哦！没关系，没关系。”元帅说着，跨出车门与妻子一道上了上海轿车。轿车的引擎响了一声，滑出了胡同口……

　　原来，为了贺龙夫妇的安全，周恩来要求严格保密，还特意安排中途换车。

　　周恩来安排贺龙夫妇住的地方，是建在山腰的一所平房院落，除了警卫战士，只有贺龙夫妇二人。

　　贺龙与薛明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长时间住在一起还是头一次。战争时期，贺龙戎马倥偬，少有短暂相聚，多是长久离别，1945年日本投降，贺龙率部进军丰镇、集宁，经过延安的柳树店薛明和儿子的住处。如不是警卫员提醒，贺龙也许就疾驰而过了。薛明抱着儿子在路边等他，他在卡车上伸出手和儿子握握，只说了句：“长大了当兵。打完仗再见！”

　　然后就驱车远去。解放后，党和国家赋与贺龙的责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于繁重的军政工作。平时常常是清晨匆匆离去，夜晚迟迟归来，要不就是长时间外出开会、视察。在这个半山腰的平房院落，贺龙夫妇倒也能朝夕相处了，然而却是躲避林彪、江青的迫害。

　　住是住下来了，但适应这样的生活却很不容易。一连几天，刚直不阿的贺龙不是在屋里踱步，就是倚在窗前沉思，食量减少了，睡眠也差了，有时突然说：“要回去，能帮助主席、总理做一点事多好啊！”

　　一个烈火般的性格，一个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大半辈子的老战士，骤然离开了群众，离开了工作，与世隔绝，是多么难受啊！但想到总理的嘱咐，他渐渐平静了下来。

　　这时，报纸上正在连篇累牍地报道上海的“一月风暴”。

　　贺龙十分沉重地说：“他们夺谁的权？这些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走了！”四川省的夺权，点了几位领导同志的名，这激起了贺龙极大的愤怒，他说：“说他们是‘独立王国’，是有所指的。

　　要搞我，就公开地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

　　贺龙常常痛心地摇摇头：“看见了没有？揪出来的都是好同志呀！清理来清理去，把好人给清理出党外了！”

　　进入2月以后，贺龙思索得更多、更深沉了。他有时翻阅着马列和毛主席著作默默思考，有时在屋里缓慢地踱步沉思。有一天，他突然把一叠纸推到夫人面前，低声说：“写！”

　　然后沉痛地谈起了洪湖地区的肃反问题：1931年至1933年间，王明路线的代理人掌握了湘鄂西分局的领导权，推行了一整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政策。在党和红军内部，大搞肃反扩大化，对革命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解散了党的各级组织，使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这段惨痛的历史，在贺龙心灵的深处留下难忘的创痛，以致30多年后，他还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害了，真是血的教训哟！”他的手在颤抖，双眼也湿润了。

　　当谈到那次肃反中的幸存者，现在又被揪斗、被迫害，他的语气更沉重了：“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要不得呀，要讲清楚，一定要把历史的教训讲清楚！现在我真担心有人再搞那一套！”

　　经过一个月的回忆和思索，3月7日，贺龙终于写完了一份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问题的报告。报告回顾了当时的历史情况，批判了王明路线的罪恶，总结和阐明了当年扩大化和取消党的领导等惨痛的历史教训。

　　薛明帮助贺龙记录整理着报告的文稿，透过那些语重心长的语句，她又一次看到了这位革命老战士对党无限忠诚的心。在这个荒僻的山沟，贺龙虽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却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党的事业。

　　不幸的是，就在贺龙用历史上血的教训来提醒人们注意和警惕的时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正在大搞阴谋诡计，历史的悲剧已经在以新的形式、更大的规模重演了，而且愈演愈烈。林彪、江青一伙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贺龙的头上，如同现代的秦桧，制造了又一出“风波亭”冤案。

　　§“二月兵变”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置贺龙于死地，也是最能置贺龙于死地的莫须有的罪名，要数他们精心炮制的“贺龙搞二月兵变”这一冤案了。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检阅、接见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及红卫兵“小将”。

　　于是，昔日的学生、今日的红卫兵，扔掉课本，捧起了毛泽东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冲向北京街头。他们满怀激情地背诵其中的词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据统计，从8月19日至9月末的40天时间内，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抄家33600多户，赶出北京的地、富、反、坏、右85000多人。

　　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说：“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他又说：“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

　　往日的老师，一夜间成了黑帮，于是编成“牛鬼蛇神队”，规定他们早晨见面的第一句问候是：“哟，你还没死啊？”

　　拷打、凌侮……多少专家、教授、学者，或死于非命，或自尽身亡。红卫兵曾荒谬地说：为什么十字路上亮了红灯就不能前进？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居然红灯不能前进，真是反动透顶！红色就是革命！要改！改为红灯前进。

　　又有人说，为什么必须靠右侧通行？右，是什么路线？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不值得我们红卫兵小将警觉吗？多么天真！

　　数不清的自行车，排成几十人的横队，一手扶着车把，一手高举红旗，浩浩荡荡，顺着长安街，呼啸而去！

　　“红色恐怖万岁！”

　　在他们的心目中，林副主席5月18日讲得是多么地好啊：“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伺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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