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58)

五八

　　※第七章　含冤而去的共和国元帅

　　——贺龙冤案和“二月兵变”

　　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主要创始人、共和国元帅贺龙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毛泽东连声说：“翻案！翻案！”，周恩来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说：“我没有保住他啊！”

　　§神秘的301医院住进一个危重病人“王玉”

　　1969年6月9日。

　　北京301医院14病室，几个医务人员围在一张病床前紧张地忙碌着。病房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外面的走廊里，几个身着军装、面无表情的人不停地踱来踱去。

　　患者姓王名玉，上午8时55分入院，系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入院前，因“误诊”为肠胃炎，确诊后又输入大量的高渗葡萄糖液，这对病危的糖尿病人是绝对禁止的。如此“治疗”措施，导致了患者病情急剧恶化。

　　谁也想不到，这个被称作王玉，年过七旬、骨瘦如柴的老人，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

　　病房里阴森森的，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一名住院军医和几位助手在忙碌着。元帅冷漠地看着这一切，很想马上逃离出去。

　　清晨，当医生准备送元帅住院时，元帅紧紧拉住夫人薛明的手说：“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

　　1968年初，元帅病情恶化，患了“失语症”，就在这所医院的医生诊断书上，竟写着“此人狡猾，不能排除‘诈病’可能”的字样。又在一次化验时，贺龙不慎将小便倒在了瓶子外边，被一个普通护士骂得狗血淋头。从此，他就再也不愿住进这所医院了。但是，他丝毫不怨恨那个护士，因为那时他是作为一名“专案审查对象”住进医院的……

　　§林彪一心想除掉贺龙

　　1966年7月27日，身居“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倒，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F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他又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想以此陷害贺龙和彭真。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966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北京军区为卫戍区组建了一个团，担负民兵训练任务。一时找不到营房，恰好北京各大学有部分师生在农村搞“四清”，有些空房。为应急，卫戍区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去联系借房。当时正是二月。在“怀疑一切”的思潮泛滥下，北京大学团委一个干部，便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为题贴出大字报，提出借房是要搞兵变的“假说”。

　　康生于是借此大做文章。

　　不久，林彪亲自出马了。1966年8月28日，林彪把空军政委吴法宪叫到毛家湾，对他说：“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们空军是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并让吴法宪对此写个材料送给他。

　　吴法宪答应下来，便回西郊做文章去了。

　　9月2日，林彪又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李作鹏立即照办。

　　林彪之所以交代这两个人写材料，是因为二人都怀恨贺龙。

　　早在1959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便在海、空军拉拢了一批人，打击一些不愿跟他走的干部，因此，罗瑞卿被罢官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这两个单位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海军，李作鹏在林彪支持下大搞地下活动，制造假材料，想把海军的一批领导干部打成“罗瑞卿分子”，以便把海军的权力抓在手里。在空军，吴法宪因种种派别活动，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摆脱困境，他采取了不正当手段，妄图把不跟他走的干部打成“反党集团”。这些问题，反映到了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处。他们指示中央军委解决这两个单位的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常委会讨论海军问题。这时，贺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他看不惯李作鹏的不正当的地下活动，仍然仗义执言。在传达刘少奇、邓小平指示的“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时，贺龙插话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

　　这话使专搞阴谋活动的林彪十分不悦。

　　7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又讨论空军问题。贺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工作中“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

　　会议对这两个单位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的老帅们集中批评了李作鹏和吴法宪。林彪知道情况不妙。为了稳住阵脚，便匆忙提出：“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

　　这时，贺龙突然针锋相对地说：“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调整嘛！”

　　林彪又陷入了被动，很是恼怒。

　　现在，林彪见时机已到，便向李作鹏和吴法宪下了命令。

　　不仅如此，林彪还通过叶群，策动一个叫宋治国的人来诬告贺龙。

　　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一侧，一个身着军装的中年人独自伏在一张小长桌上书写。不远处，一个同样是军人装束，体态略微臃肿的女人用余光瞟了一眼那个正伏案疾书的身影，嘴角露出奸诈的微笑。这便是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和妄图谋害贺龙的叶群。

　　9月初的一天傍晚，宋治国向警卫人员交待完公务，正准备离去，林彪的老婆、“林办”主任叶群站到了他面前：“宋处长，别急着回去，我们聊聊好吗？”

　　宋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惊呆了，机械地被叶群挽着手臂，拉到了西大厅一侧。

　　过了几天，又一次神秘的谈话后，宋治国匆匆忙忙地找到林彪办公室的张秘书，索要纸与毛笔。

　　“宋处长要练毛笔字吗？”

　　“不。叶主任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宋治国表情十分严肃。

　　宋治国忙了两天写好四封揭发信，亲自送到了叶群办公室。

　　叶群当着办公室一些秘书的面故意问宋治国：“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送走；不是，我们就不送了。”

　　宋治国马上领会，忙说：“完全是事实，我负责。”

　　叶群还不放心，又让办公室的秘书写个证明，即《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证明宋治国写的材料完全出自“自己的主动和自愿”。

　　宋治国诬告信在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等10名主犯起诉时，公布了以下部分内容：“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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