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53)

五三

　　在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这个批判组里，身为小组组长的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方毅中将，不相信彭、黄两个老首长会是“反革命”分子，他建议小组成员“学习”彭德怀的《意见书》，看“反党”反在什么地方。当大家“学习”过后，却有了与彭德怀信中同样的感受。原本就冷场的小组批判只好解散。当有人提醒方毅这样做会招来麻烦时，这位老军人以特有的耿直说出人们心中的心里话：“麻烦？什么麻烦！他们才是真正找麻烦呢，一封正当的信竟闯下弥天大祸，虚张声势，轮番轰炸，斗争批判步步升级，真是岂有此理！”——

　　方毅被作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

　　当有人对彭德怀落井下石时，也有人挺身而出证明老元帅的清白和无辜。

　　当某军军长利用“20根黄瓜”事件攻击彭德怀“伪装朴素”时，被编在总参小组的原西北野战军管理科科长高克恭气愤地骂起揭发者不懂瞎说，并向大会秘书处反映了真实情况：

　　原来在1947年夏，西北野战军作战正酣的时候，一天，炊事员杨庆国上街买菜，看到一筐黄瓜，想买下让首长吃点鲜菜。撤出延安4个月来，没吃一点鲜菜。正犹豫时，高克恭过来，经过一番犹豫后花一根2000块（等于半斤小米的价格）的价格买下20根黄瓜。高克恭、杨庆国原本就怕彭德怀知道“挨克”，偏偏刚买回来就被彭德怀给撞上了，当时彭德怀就批评了杨庆国。第二天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彭德怀还作了自我批评。

　　在吴法宪攻击彭德怀下令杀害了一位连长时，另一位军人站了出来。

　　在一次揭批会议上，吴法宪手持麦克风，喊道：“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下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一位连长。”话音刚落，台下响起了一声呵斥：“胡说，你们完全无中生有，造谣惑众！

　　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这回事！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

　　发生这厉声呵斥的就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将军面对林彪继续说：“如果把他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他！”

　　原来，这个一军团的连长，在娄山关残酷激烈的战斗中，丢下阵地逃跑，被后续部队捉住执行了战场纪律。

　　钟伟将军气愤说：“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执行战场纪律嘛，有什么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的帐，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亲如手足的关系，加害于人，他好在一旁幸灾乐祸！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

　　钟伟将军当场被戴上了手铐，架出了会场。

　　罗瑞卿大将一听到“彭德怀反毛主席”的消息，很快得出结论：毛主席正确！为查清彭德怀、黄克诚的“军事俱乐部”，他召集跟随彭德怀出访东欧的王树声、张家逊、肖华、杨得志、张学思等将军开会揭发。可是一无所获。只是到了1966年8月，罗瑞卿被诬陷并跳楼自杀时，才知道锅是铁铸的，彭德怀是无辜的。

　　受彭德怀案牵连的有多少人？万毅中将倒了！邓华上将倒了！洪学智中将被点名批判！钟伟少将被逮捕！

　　到1959年底，全军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8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945人。

　　1959年9月，彭德怀被正式撤掉国防部长的职务，自此，彭德怀在吴家花园过了5年平民式的生活。

　　彭德怀自己收拾院子，过上了读书种菜的生活。他和警卫班的战士们建立深厚的个人友谊。战士们不是把他看作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元帅，而是当作一位和蔼的老人。

　　彭德怀曾向毛泽东保证：永远不当反革命；决不自杀；要自食其力。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即使赋闲中，彭德怀仍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对于执行“左”的政策而造成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表现出由衷的惋惜和痛心。这期间，彭德怀又回了一次故乡。近40天的时间，彭德怀连续走访了4个公社9个大队和1座矿山。看到解放十几年了，有的地方农民又要扯崽女出外讨饭，彭德怀心如刀绞。

　　他以“戴罪之身”将走访收集的材料整理出来，交湖南省委转中央。报告写好后，他仍如以往一样在上写道：“如有错误，归我负责！”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

　　1962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一个连县委书记都可以参加的会议，身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彭德怀却未被邀请参加。彭德怀不解，但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多少给了他一丝的安慰。经过三年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大跃进中的错误。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都比较坦诚地承认了中央过去的错误。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1959年彭德怀信中不少话是实事求是的，不能说这位前国防部长的立场是错误的。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了，是错误的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

　　毛泽东讲话时承认最近几年“干过许多蠢事，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历史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讲这番话时，不知道毛泽东是否想到：彭德怀即属于这些掌握真理的“少数人”中的一个？

　　安慰中彭德怀也有不满：刘少奇一方面承认彭德怀写信给党的主席是正常的，不算犯错误；一方面却认定：“彭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为什么庐山会议后三年，中共中央仍然认定，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问题？

　　庐山会议前，彭德怀出访东欧八国，和苏联领导人等有过许多交谈。在会见赫鲁晓夫的过程中，彭德怀可能明确表示了他对组织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忧虑。回国后一星期，苏联关于为废除核援助协议（1957年签订）的信到达北京。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这几乎同赫鲁晓夫批评中国领导人“对什么是共产主义，如何建设共产主义知之甚少”，是同一时间，所以，彭德怀被批指控“里通外国”。但此事在庐山会议所作的中共中央决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已否定。

　　1959年开始，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彼此口诛笔伐，尖锐批评对方。苏联单方面撤销《中苏友好条约》，撤走技术专家。中国政府和党已经感到了苏联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威胁。中苏争论不仅是局限于两党两国之间，更发展成为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组织对中国的攻击。在这种紧张的对立气氛中，外国领导者对彭德怀作了一些评价。他们认为，在与军队的关系上，“在目前中国，没有人能比上诚实、纯朴、严正的彭德怀更孚众望”，“他无疑是个坚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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