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9)

九

　　1931年1月，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成立，这个新的领导集体建立后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处理富田事变。结论很快就作出了。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作出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事变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不能证明他们全是AB团取消派。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决定将“富田事变的首领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人开除党籍”。决议要求今后“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叫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

　　2月19日，中央局发布第11号《通告》，明确表示：“根据过去赣西南的斗争历史与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并作出了决议。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二十军在河西一带活动期间，没有和敌人联系，更没有任何人投降敌人，却大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将游击队编成一七五团，准备攻打吉安。他们把事变经过向赣西特委书记王怀仁汇报了一遍，王怀仁听后，认为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是路线分歧。最初，总前委将其认定为反革命暴动，而后项英主持中央局工作后，发出了通告：

　　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

　　在“通告”发出的同时，项英又以中央局的名义，通知赣西特委与红二十军党委，要他们马上停止党内攻击，等待处理。并责成曾炳春到永新一带，把红二十军带到河东，并通知赣西特委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到宁都黄陆苏区中央局开会，以党内会议方法解决分歧。谢汉昌、刘敌、李伯芳等人均遵指示，到达黄陂，参加了中央局的会议。谢汉昌等人都在会上认真检讨了自己。项英认为检讨得不错，而后派段良弼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富田事变情况。

　　段良弼到上海后，中共四中全会已开完，因此王明等已掌握中共大权，由于富田事变当事人大都是赣西南拥护立三路线的，王明等十分恼火。于是，中共中央向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发出《关于肃清苏区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的通知。并指定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为中央代表团，任弼时为团长，从上海直奔福建。

　　“三人团”到达中央苏区的时候，朱、毛正策划如何进行第二次反“围剿”，并为此召开了中央局会议。

　　会上对如何反“围剿”争论不休。因有人在会上提出斯大林的指示，说斯大林曾讲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所以这些人主张放弃江西苏区，转移至四川建设苏区。

　　有人则提出仍在江西。会议开了三天，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便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罗炳辉、罗荣桓、林彪均参加了会议，他们都同意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这时，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到了青塘。因他们是中央代表团，又带来了四中全会的文件，于是，中央局的扩大会议继续进行。首先由中央代表团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及中央对于形势的估计；发表关于富田事变的意见。并通过五个决议，即：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土地问题的决议；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CY工作的决议。

　　决议的中心思想是批评苏区中央局是在立三路线下成立的，成立之后的路线又是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路线，因此，对苏区中央局要进行改造。会后，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发出了决议第一号：《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内称第三，从二全会议到富田事变。二全会议，就是立三路线领导的会议，实际上是AB团操纵向党进攻。二全会议后立三路线便完全统治了江西的党，动摇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把地方武装集中到二十军、卅五军，抛弃苏区的巩固工作，冒进地攻打中心城市，对于一方面军前委的批评，“是同时扩大，同时深入，是十足的农民意识。”“先打吉安，后打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高潮。”立三路线这样的发狂，结果做了AB团一面好旗子，造成了反革命的富田事变。

　　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

　　再者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中央局的通告说：“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这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没有认清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参加的反革命暴动，而用“党内派别斗争”来解释这个事变。这种解释是非常错误的，脱离阶级立场的，这种解释是放松了反AB团的斗争，使AB团在这种错误的解释之下，能继续活动，继续发展他们的组织，所以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在目前这种形势之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

　　……

　　二、立刻规定锻炼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的具体计划，纠正过去工作的缺点与错误，改造军事及政治干部……肃清红军中的AB团及其他反动分子，并须堵绝一切反动分子重新混进红军的可能。

　　三、继续改造苏维埃政权，不仅要洗刷地主豪绅的子弟富农流氓等等，还要建立苏维埃的经常工作，要在工作中去获得群众的更高信仰。

　　……

　　六、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

　　中央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朱德等到了前方，中央局由项英、王稼祥、任弼时三人主持工作，项英任代理书记，任弼时、顾作霖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分任中央局组织部长与宣传部长，王稼祥任政治保卫处处长。此时，富田事变的性质已成敌我矛盾，成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谢汉昌、刘敌、李伯芳等参加富田事变的人全被逮捕，并以“AB团”的罪名处决。

　　最后，连为建立红二十军作出贡献的政委曾炳春、军长刘铁军、后任的军长肖大鹏，也未能幸免。红二十军剩下的战士，编入了红七军。

　　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将富田事变定为反革命事件性质后，立即将处理决议发到全国各苏区。使苏区内肃反扩大化之火，迅速点燃，各级肃反委员会相继成立。在江西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于1931年达到高潮。就在这时，周恩来到了江西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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