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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第十章 多行不义必自毙

  ——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始末

  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的林彪,由于野心膨胀,搜罗党羽组织反革命集团,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互相利用又互相争斗,直至最后撞得鱼死网破。过去把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说成是中共历史上第十次路线斗争。

  尽管这已经不属于路线斗争,然而至今读起来,仍触目惊心。

  §拉帮结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异常活跃,进行了一系列篡党篡国的罪恶活动。这时为国为民、忠心耿耿、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老革命家成了野心家篡党篡国的最大障碍。为此,林彪就凭借他取得的权力地位,施展两面派权术,利用“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拉帮结伙,组织反革命集团,打击真正的革命家,准备“乱中夺权”。

  1966年5月18日,“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林彪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他与叶群经过长期蓄谋的一篇讲话。他搜罗了大量古今中外搞政变的事例,诬陷许多党、政、军的高级干部是资产阶级代表,混到党内,是走资派;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杀人,要篡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联合起来搞颠覆”,他叫嚷对这些人“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

  1967年8月,林彪又抛出了一个“八·九”讲话。明确提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纲领:“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

  用林彪的话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讲话进一步为其排除异己,扶植亲信,组织反革命集团作了舆论准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群众运动来势凶猛。由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平日作恶多端,无情的烈火自然烧到了这些野心家的头上。他们纷纷向林彪、叶群求救。林彪出于反革命需要,先保了黄、吴、李、邱,后又利用职权对他们委以重任。而黄、吴、李、邱为了报答林彪、叶群把他们“抢救出去”和提拔重用的恩情,同林彪结成反革命联盟,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

  黄永胜原是广州军区司令员。1967年1月,广州军区的广大干部、群众纷纷揭发他。1月28日,黄亲自打电话向林彪“告急”,林彪马上叫叶群把黄招来北京,保护起来。1968年3月打倒杨成武后,经林彪提名任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及军委办事组长。

  吴法宪原任空军政委。1965年,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故的第二天,林彪对吴说,空军是块肥肉,谁都想当空军司令,现在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贺龙提成钧当司令就不好办了。由于林彪的阴谋活动,吴法宪当上了空军司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两次保吴,吴感激涕零,当林彪的面大哭一场并高喊林彪“万寿无疆”。

  李作鹏是林彪最器重的一个。1962年林彪以加强海军领导为名,派李任海军常务副司令。1966年5月,李利用海军党委召开第三届三次扩大会议,大搞罢官夺权阴谋。中共中央及时制止了李的阴谋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得知李的电话“告急”,又出面保他。1966年6月,林彪任命李为海军第一副政委。1986年3月29日,又把李安插在军委办事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位置上。李曾发誓说:“林副主席活着跟他干,生和林副主席同生,死和林副主席同死。”

  邱会作是林彪的得力干将。1959年林彪上一台,就提名任命邱为总后党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邱的品德太坏,总后的广大干部、群众愤怒揪斗了他。1967年1月24日,邱向叶群写求救信,林彪立即派叶群持林彪、陈伯达的“保邱手令”,把邱保出来。1968年3月和9月,林彪又把邱安插在军委办事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位置上。邱发誓“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

  林彪、叶群同黄、吴、李、邱相互匀结一个是拉,一个是靠。林彪要实现他的政治野心,需要纠集一伙人为他充当打手,于是,他用保和提拔的办法,拉黄、吴、李、邱。而黄、吴、李、邱要实现他们的资产阶级野心,就得投靠林彪这个主子。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是林彪、叶群同黄、吴、李、邱等人用阴谋勾结,在一系列反革命犯罪活动中实现的。

  罗瑞卿是林彪提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后者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林彪名为国防部长,实则“休息”、“养病”,军内大量实际工作,由军委其他几位副主席、特别是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承担,因此罗瑞卿在军内外的影响和威望越来越大。他对林彪那套“突出政治”、“最高最活”的阴谋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这样,他就成了林彪篡党篡国的直接障碍。

  1965年夏秋之间,林彪、叶群就诬蔑罗瑞卿“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并指使李作鹏从海军的角度,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李立即同王宏坤、张秀川联名写了罗对海军“怀有巨大野心”的诬陷材料。林彪、叶群向黄永胜、吴法宪打招呼,诽谤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罗有野心,要提高警惕”,等等。

  林彪、叶群经过一系列的阴谋策划之后,1965年11月底,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和李作鹏、雷英夫等人写的诬陷材料,到杭州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叶群先用7个小时向毛泽东“汇报”,随后在上海会议上,又用长达11小时作了33次发言。

  1966年春,在北京召开的整罗瑞卿的会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齐上阵了,诬陷罗瑞卿是“篡党、篡军、篡国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危险人物”,等等。黄永胜虽没有参加此会,也写信,诬陷罗瑞卿“手段十分毒辣,打着红旗反红旗”。

  整罗会议后,林彪也利用“文化大革命”,伙同江青、康生、谢富治,指使黄永胜、吴法宪,对罗瑞卿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揪斗和陷害。1968年3日,“罗瑞卿专案组”写了一个关于罗瑞卿病重需手术治疗的报告,第二日叶群就给吴法宪打电话,说“林彪不同意,罗没有交待出问题,专案组斗争不力,没搞到材料,动了手术就不能审问了,现在不能手术,以后再说。”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命令专案组于8月7日,又重写了一个“为抓紧时间对罗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及斗争,将罗的手术治疗推到秋凉之后进行”的报告,以此逼迫罗端卿承认“罪名”。但罗瑞卿却毫不妥协。林彪一伙对罗瑞卿的迫害长达六年之久,使罗瑞卿的健康遭到极大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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