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64)

六四

　　如果说，1957年特别是1962年以来“左”的错误的迅速发展，使得毛泽东有可能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么，与此同时逐渐发展起来的对“左”的错误的不满和抵制，则使毛泽东感到必须发动“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以把形势估计得那么严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左”的错误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分歧、怀疑、抵制增长的结果。“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合力”的产物。

　　§个人和集体

　　人们常说，没有毛泽东，便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只说出了问题的一半。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谁能像毛泽东那样，给中国历史以那样巨大、深远和多方面的影响。毛泽东个人的风格、气质和特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建设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个人的这种作用更加突出，到“文化大革命”时，这种个人作用发展到了极端，以至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忽视毛泽东个人这种偶然因素的作用，这段历史便会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但是，问题还有它的另外一半，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一半。毛泽东的个人作用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才能得到那样的发挥？是什么条件使毛泽东具有那样突出的个人作用，使他在觉得需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就能够不顾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反对，“亲自领导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把它维持了10年之久？这样，我们接触到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另一重要原因—我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时，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及运行机制的状况如何呢？对此，邓小平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的确，个人崇拜强化和助长了个人专断，二者结合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1958年以后，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由反对变为默许、欣赏、支持。1970年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这是因为当他要坚决推行实际错误而他认为正确的主张时，不能不依靠个人的绝对权威力排众议。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出于维护党的团结和毛泽东的威信，不再坚持不同意见。

　　正如邓小平所说：“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可见，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使党丧失了约束和纠正自己领袖犯错误的能力。

　　一个领导一切的政党，一个掌握巨大权力的领导者，一旦失去了强有力的、具体切实的监督和制约，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危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进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靠毛泽东个人的权力和威望才得以实现的。而这种不正常的权力，正是没有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产物。毛泽东认为，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这种观点曾广泛流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机制及其运动机制的基础之一。1957年不经过任何司法机关和法律程序去划定“右派”，便是其典型表现之一。“文化大革命”中被列为打倒、横扫对象的“牛鬼蛇神”一类概念，既非科学的政治术语，更不是法律条文的专有名词，而是一个充满主观随意性并带有一些文学色彩的比喻。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在这顶莫名其妙的帽子下被名正言顺、冠冕堂皇地迫害、批判的人何止千万！这类概念的出现，精确地反映着当时我国法制观念薄弱的程度。

　　上述这些给我们描述了一幅总的画面：“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等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对这种体制中消极因素的发展，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反过来，体制中的弊病，作为一种直接影响和制约着领导者个人作用发挥的客观条件，又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作风等方面一些消极因素，“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发展，与领导体制上弊病的积累处于一种同步的状态。我们可以合理地设想，如果我们的体制是比较健全的，那就不会有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更不会有“文化大革命”。

　　所以，当我们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时，紧接着就应该补充更为重要的另外一半，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的体制，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过时的领导体制在“上面”产生了自己也无法约束的领袖，在“下面”则不断产生和滋长着自己无法容忍、也无法有效地纠正的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在中国，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发展的动力，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升级。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现代中国，对每一个立志振兴中华的仁人志士所发出的呼唤声中，不仅有工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而且还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的现代化。

　　§教条的苦果

　　在党内，毛泽东虽然有着相当高深的理论造诣，但总的看来，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准备仍然是欠缺的。建国以后，他在对待诸如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急燥冒进，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改变我国主要矛盾，1958年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那样缺少一个大政治家应有的稳定性的转变，那样急促地、大幅度地改变初衷，除其他原因外，在一定基本理论上的薄弱不能不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是他晚年提出的“继续革命”理论，尽管曾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但严格说来，从理论体系的角度来看，仍然是很粗糙的，而且越到后来越缺乏论证。偌大一个理论体系，却只是靠偶尔“颁布”下来的几条“最高指示”支撑着。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