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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彭、黄、张、周被罢官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是这次庐山会议最重要的成果,这个决议当时没有发表,甚至在会议公报中也不曾提到有此一个决议。整整过了8年之后,那时已在“文革”期间,彭德怀已经被红卫兵从西南揪回北京批斗过了,1967年8月16日,这决议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这个《决议》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了性:“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而“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因此,“坚持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决议》说,彭德怀的信和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特别指出他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使“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受到某种威胁,这就是要害所在。《决议》用概括的语言叙述了彭德怀“进攻”的内容,为“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等等,但是有两处引用了彭的原话,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看来这是最触犯忌讳的两点。

  《决议》宣称:“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而且,“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决议》中还有这样一段彭高反党异同论:“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你看他,连伪装都不要了,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只能说彭德怀比高岗更加疯狂,所以叫做猖狂进攻,不过也还是有伪装的:“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因此,《决议》提出了“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的任务。

  为了揭露,《决议》清算了彭德怀的历史老帐:“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

  他们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发难,猖狂进攻呢?《决议》对此作出了分析,这些分析今天看来特别值得回味:“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是因为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引起彭德怀等人的意见,而是总路线等等的胜利使面临灭亡威胁的剥削者蠢动的。这一段文章,也许是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事业越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的公式里得到了启示的。

  最后,宣布了对这几个人的处理:“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这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意思。

  §林彪取代彭德怀当上了国防部长

  全会闭幕的第二天,8月17日,还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做了主要发言,林彪在这次会议上被决定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

  刘少奇的讲话,当然一开头就说:这一次全会开得很好,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接着他就谈到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问题,他说:我想,革命的本身就是乱子。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上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种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总会有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或者八个指头和两个指头,或者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七分成绩三分缺点错误,或者是八分成绩两分缺点错误,或者是一分、一个指头,总而言之会有的。刘少奇回顾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谈到近两年有人建议不要再搞运动了,彭黄张周就是反对搞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顶住这种议论。

  刘少奇这篇讲话最重要的内容是进一步赞扬毛泽东。他说: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如果还不满意,还要更正确一点,即在“左”,又不右,那么,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些,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

  刘少奇的这篇讲话,自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在当时是极具代表性的。因此,也可以说,庐山会议这场惊心动魄的党内大斗争,对提高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作出了一次新的贡献。刘少奇后来的遭遇,使人们不禁想起两句杜牧的文章:“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最后,毛泽东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

  通过了《决议》,还开了17日的会,八中全会各项议程即圆满结束,人们纷纷下山。

  8月18日上午,张闻天下山前写信给毛泽东:“我衷心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

  9月9日,在北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后,彭德怀也写信给毛泽东:“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许多同志对我耐心教育和帮助”。

  这正是毛泽东希望得到的反应,他对此感到满意,立即作了批示,通报全党。

  毛泽东下山前一刻,8月19日,给“休想挖走的秀才”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象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为此就需要大量的材料。请冷西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将此信讨论一次,向各分社立即发出通知,叫他们对人民公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每个省(市、区)选择5个典型,特别办得好的公社,例如广东省增城的石滩公社、河南省长葛县的坡胡公社(以上均见8月18日《人民日报》)、河北遵化县的王国藩公社,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总之,实事求是,反复核对,跟县委和公社党委认真研究,不适当的,修改而又修改,文字要既扎实又生动,引人入胜。并且要跟地县派下去的有能力的工作组同志们一道去办。

  每省5个社,要派5个有政治、经济头脑而又文笔很行、思想很通的同志去,你们认为是否可以办到呢?请你们接信后,即日动员,一个月,两个月,至迟3个月交卷。我希望能于30天、40天内交来第一批,每省先送一个至两个典型公社,其余陆续交来即可,你们看,是否可以办得到呢?办不到,即延迟,总以情(情况)文并茂为原则。文字可长可短,短可三四千字,长可万余字,平均以七八千字为适宜。写好,一律交给我,由我编一本书,例如1955年《农村合作化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那样,我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

  请陈伯达同志立即组织几位熟悉俄国革命初期所办公社的材料、具体情况(要详细材料)及其所以崩溃的原因的同志,一定要加以分析,提出论断。这也是极端重要的。目的在打击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此书出版及我的文章,国庆节不可能,最快要到秋天、冬天,最慢要待明春,因为准备工作来不及。此信你们看后,如以为可,交尚昆同志立即用电报发给各省、地、县三级及新华社、人民日报,指定从事此项工作的记者们,使他们知道我的意向,好为此问题而向世界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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