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53)

五三

　　要养成读书习惯，各种书都读，包括文学、历史、法学、心理学、李森科、摩尔根。李森科又恢复名誉（赫鲁晓夫吹的），不能不预防它。政治局委员不懂些理论，做工作难。你这个同志，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名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总名历史唯物主义。有社会世界，还有自然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讲自然世界。物质世界包括人类，统名客观世界。开始从自然世界起，然后形成统一，客观主观对立应用于人类，就有了历史唯物主义。

　　（谈到这里，刘少奇进来。）

　　我说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你如果承认是经验主义，那就是同马克思主义敌对，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现在好像讲经验主义舒服点。但这是宇宙观、方法论，不好随便承认的，但还不知道经验主义是何物，以为做点工作，有点经验就叫经验主义，但在哲学体系上，并不是这样理解了。不懂得经验主义是指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

　　（彭德怀又谈到江西时，主席送他的《“左”派幼稚病》和《两个策略》两本书，至今还保存着。）

　　这两本书是阶级斗争作品。阶级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从古代讲到现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是近代的事，又是一门学问。

　　马克思、列宁是闹独立性的。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分裂出来后，同资产阶级哲学决裂，创造了无产阶级的哲学。列宁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从第二国际中分裂出来。这种独立性是必须闹的。第二国际变成资产阶级政党，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我们现在闹独立性，则是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闹。党即使有错误，也是部分错误；即使有路线错误，也应采取合法态度。历史上党同陈独秀、罗章龙、李立三、王明等作斗争，都是合法斗争。王明路线一定时期在党内占优势，我是少数派，保留意见，服从组织，严格执行组织纪律。

　　你（指彭德怀）不那么严格，党性、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差。

　　你有个理论：为了革命。多次听你讲过，井冈山时期，一二三次反“围剿”都听见过；有利于革命，专之（专擅）可也。

　　如打朱怀冰，不可能请示，没有办法，专之可也。各根据地除重要问题外，次要问题不必事事请示，不必应当统一。特别是发生争论时，领导集团意见不对时，只好自己吃苦。在中央苏区，一个谣言，想开除我党籍，开会时捅进去。当几个月民主人士。写信给中央，开除党籍不对，现在何等时候，讲不清楚，不要开会。后来遵义会议，是合法斗争。四与三之比（指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间的争论），洛甫、王稼祥做了好事。洛浦是理论家，这次犯错误。洛浦那时几次动摇，后来被说服。从遵义会议到七大，用了10年时间，政策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否则转不过来。杨家岭大会，陈奇涵建议不要选王明、博古。还有王盛荣的提民（王明、博古宗派）。但不选王明，势必团结不起来。洛甫、任弼时解除武装，靠《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两条路线》一摆出，即解除武装，那些文件我许多没有看过。会理时期，华北时期，（对彭德怀）你闹独立性，有电报，重大问题自己干自己的，可执行可不执行。可执行者，自己意见同上级相同的；不执行者，即不相同的。（谈到会理会议时，因当事人面对面，林彪不能不说实话：他当时写信给中央，要毛、朱、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这使彭德怀得到安慰：总算澄清了20多年的一个误会。）洛川会议做了决议也不服从中央方针，到华北军委分会另发指示。军委是一个部门，不能闹独立，不服从可以申述理由；何况华北军委分会作的是根本违背中央方针的决定。我对军分会小册子批的话，首先给彭看，后给王明看，讲文件本身责任由军分会负，总而言之不对。解决党内问题，一万年都要讲合法方式。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的任务不能完成。这是一条规律，写在《“左”派幼稚病》内。如何能形成铁的纪律？列宁讲了三条；一条是政治路线正确，打败仗就难说了。一条是善于联系群众。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10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作好？对于元帅，你如此看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个在眼下？10个大将更不在话下。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阶级斗争、党的学说格格不入。党的内部关系、党与人民的关系，你没有搞清楚，解决的办法只一条：自己革命。你说：一半对一半（毛泽东说，同彭的关系三七开，彭德怀坚决不同意，说对半开。），总有点功劳。就搞这一条，你多次讲过，为了革命，专之可也：决策不请示。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还可以步行、骑马嘛。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次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作，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家有各种评论，可以，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的名义。

　　同在北京城，10年9次电话，1年不到1次。我的责任是官僚主义。比较注意及时或隔一时间答复。9次无下文，我有我的不对。积9次，老子跟你不往来（彭德怀插话：你可以写个条子）。条子也是个办法。黄克诚两次想找我谈（在前两天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时，黄曾谈到，南下湖南前在北京等候，两天请毛泽东约谈话，终于没能如愿。），没有下文，这是我的责任。香山住3天，有些忙，应当通知你再等一下。我毛病不少，警卫员说未起床，睡着觉，你于是拂袖而去。闽西时我有责任，那时个别谈得少，公事公办，好像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别人讲得不多，违反原则事即斗，必须立即当众回答。横直公事公办，那时方式太生硬。后来慢慢学会一条：谈话。现在方法又少了。谈话，小型会议，像这次庐山会议，少了，要么大型会议。华北座谈会几十人，事先没有好好谈谈通。在延安劝过贺龙，跟一些将军搞不来，互不喜欢。向他建议，办法是沿门拜客，如伯承、德怀、林彪、徐向前，他都拜了。灵得很，沿门一拜，是个好方法。我也不沿门拜。延安也拜过，如少奇回来，我拜过。到北京，做大官，不拜了。也有难处，10人拜5个，其他5个不高兴。总司令全拜，10个人都拜。后来就官僚主义，一个都不拜。（彭德怀：我也一个不拜，孤僻。）不交换意见，跟你谈过，孤僻，林彪更孤僻，贺龙好些（彭德怀：贺、叶好，林也好些。我无事不上三宝殿）。积了许多问题、疙瘩，互相不通。许多形式主义，召集开会，由我包办。应开这样的会，有开腔的可能；腔不开，有老办法。人一多，讲问题去了。今天这样的会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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