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46)

四六

　　也找周小舟谈过，同样感到会议不能畅所欲言，谈缺点还有压力。张闻天对“三面红旗”有一整套看法，确是为党为国忧心忡忡的。他有经济理论修养、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对苏联建设的经验也比较了解。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键时刻，自然感到有责任向中央阐明自己的看法。

　　张闻天发言时，组长柯庆施和好几个人，不断插话，表示不同的意见。他毫不让步，按照自己的提纲，侃侃而言，直抒己见。后来批斗他时，说他的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全文8000多字，而讲成绩只有270余字。用了39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发言》的最后，才提到彭德怀的信，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

　　促使毛泽东作23日讲话的原因很多，张闻天的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可能是最后一付催化剂。

　　§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

　　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要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

　　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下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点，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3个月，平均每天3000人参观，10天3万人，3个月30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区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穷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3个地方3个月当中，有3个30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要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10年还吃不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

　　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30％。总之，加40％为75％，三亿五千万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人的帐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帐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帐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命名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杖，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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