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40)

四〇

　　※第七章　利令智昏终必毁

　　——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斗争内幕

　　高岗、饶漱石都是参加革命较早的高级干部，却于1953年结成反党联盟，伸手篡权，最后落得可悲的下场。过去，把这次斗争称为中共历史上第七次路线斗争。

　　§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高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高岗很有工作能力，处理问题当机立断，听下级汇报经常是当场“决断”，或马上责成有关人员办理。在建设东北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做出了不少成绩，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

　　但是，高岗有个人野心，在东北工作期间，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积极培植宗派势力，想把东北作为其独立王国。

　　1952年8月后，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等陆续调到北京，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高岗调任国家计委主任。当时高岗是很受重视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说法。他担任主任的国家计委还有“经济内阁”之称。

　　高岗自高自大，非常自恃，加之有苏联方面的欣赏，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必欲攫取更大的权利，终于与饶漱石纠集在一起，发展到分裂党，夺权篡党，结果身败名裂。

　　§骗取毛泽东和中央的信任

　　饶漱石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是年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1948年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饶漱石表面上给人胆小、慎重的印象，实际上却是野心勃勃，且为达到目的不惜在背后不择手段搞小动作。为了取得更多更大的权力，他曾采取骗瞒压的手法。

　　1949年10月，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人选上，按当时一般情况，是由大军区司令员担任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两次说由陈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觉得自己是大军区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够忙了，谦让说让饶漱石担任。毛泽东指示叫华东局进行研究。饶漱石晓得这件事后对陈毅说，你不担任我担任。根本没有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用华东局的名义报中央以他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后来，毛泽东问起此事，饶漱石竟欺骗说：华东局几个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只好由我来担任。这样才骗取毛泽东和中央的批准。这样饶漱石既是华东局书记，又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就显得比所有大军区司令员、政委高出一头了。

　　§高、饶企图“倒刘、倒周”

　　1953年，中央酝酿召开党的“八大”和一届全国人大，还考虑国家体制和党的机构及其人选。具体考虑中共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和总书记，政府体制是否像苏联一样，采用部长会议制。毛泽东曾提出中央分成一线、二线的主张。

　　这时，刚刚调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和高岗狼狈为奸，认为这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极好机会，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展开反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迫不及待地向党发难了。

　　高岗对其职务处于刘少奇之下，一直心怀不满。他的攻击的目标是刘少奇和周恩来，企图把刘少奇、周恩来排挤下来，自己去当党的副主席或总书记，当政务院总理，以后逐步夺取最高领导权。

　　这一点，高岗后来在反省材料中写过，他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这一时期，毛泽东为中央发文件的程序问题，对刘少奇有两次书面批评，在农业合作化等问题上与刘少奇也有一些不同看法。

　　高岗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整理成系统材料，扩大事实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错误。与此同时，高岗叫别人写文章，用自己的名义公开发表，使其抬高自己，压制别人。饶漱石因为工作关系，本来和刘少奇比较接近，这时他以为毛泽东信任高岗超过信任刘少奇，于是就向高岗靠拢进行政治投机。

　　高岗还与党的组织原则背道而驰，对刘少奇大搞小动作。

　　1953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来北京，与高岗谈判有关鞍钢工程建设。

　　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回忆说，在一次交谈时，高岗小声地问：“你说中国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

　　捷沃西安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要消灭！”

　　“我就是这个意见”。高岗点点头，然后抱怨说：“但是我的意见在我们党内却得不到支持。”

　　捷沃西安问：“是吗？是怎么一回事儿？”

　　于是高岗毫不掩饰地说：“请你回去报告苏共中央，就说在我们的中央有人反对我。”

　　§高岗造谣说：中央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

　　1953年初，由新税制引起的风波，就使高、饶日益膨胀的野心变成了紧锣密鼓的夺权行动了。

　　1952年9月，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主持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确定修改税制。接着召开的全国第四次税务会议，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经中财委党组讨论通过，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952年12月26日召开的第164次政务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接着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于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以政务院财政委员会主任陈云的名义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意见及实行日期的通知》，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新税制的不满，信中说：“新税制事，中央即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望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冲激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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