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29)

二九

　　应当承认，抗战爆发后，由于以国共两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的确出现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新局面。但是，在国共两党坚持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矛盾日益明显后，把“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规定为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国防军队”而不指出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危害，是不全面，也是和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不符合的。

　　早在王明回国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针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决定还提出：“今天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他们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同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绝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

　　洛川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所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其中尖锐提出，虽然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开始实行抗战政策，也采取了一系列好措施，但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依然没什么转变，对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依然不肯开放，对政府机构依然不愿作原则改变，对人民生活依然没有改良的方针，对共产党关系也没进到真诚合作的程度。在如此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国民党如还因循上述政策不愿迅速改变，将使抗战蒙受绝大不利。”“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战胜日寇。然而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府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

　　洛川会议决定表明，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的原则立场是正确的。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却盲目乐观地认为：“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距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还远，但人民开始有充分民主自由”，中国的政治制度已“开始民主化”。至于中国抗战的弱点，王明在“四个月抗战的经验与教训”部分中，以超脱的态度认为：“国共两方及地方与中央相互态度的批评”，是北方及上海战线上部分军事失利和领土损失的重要原因。”

　　因此，王明在报告中不讲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也不讲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而大肆宣扬国共两党要“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互相帮助，共同发展”。认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王明还提出，建立一支“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真正全中国统一国家军队”，轻视党领导的游击战。

　　王明还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与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他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抗战。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还说：“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者。”

　　§毛泽东作了让步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仍然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游击的方针，并且认为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存在谁吸引谁的问题。但在多数同志赞成王明主张的情况下，毛泽东在王明指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意见等方面适当做了一些让步。

　　王明的主张能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得到多数同志同意，是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毛泽东坚持的我军应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不同认识分不开的。

　　王明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及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在回国前又受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王明的报告自然代表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见。

　　在中共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领导体制没改变的情况下，王明的报告必然影响与会者的意见。

　　另外，党内的一些军事干部从洛川会议后，就对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等问题和毛泽东发生了意见分歧。

　　§毛泽东和王明的分歧

　　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在9月12日致彭德怀电；9月16日致林彪电；9月21日致彭德怀电；9月25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日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复强调我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能采取运动战，认为以我党目前领导的军事力量决不可和日军打阵地战、运动战，应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山地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的这些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可是，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一些军事指挥员与中央负责人对毛泽东的这一方针一时难以理解。他们渴望打硬仗，主张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几个大胜仗，以提高抗日军队的士气和振奋全国民心。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正好与党内这些同志的愿望相吻合，致使不少人倾向于王明的主张。

　　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中曾回忆十二月会议的情形：“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毛泽东和王明的分歧也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彭德怀在回忆中说：“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会议时间很长，似快天明才散会的。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回去传达就只好说，毛主席是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

　　§王明擅自发布宣言

　　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补刚回国的王明、康生、陈云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东南分局，项英任书记，领导新四军工作。

　　这次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在适当时机召开党的“七大”。并决定毛泽东为筹备委员会主席，王明为筹备委员会书记。

　　十二月政治局书记会议没形成决议，但王明未经党中央同意，于12月25日擅自发布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其中提出，从卢沟桥事变以来，“开始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要进一步建立“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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