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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第五章 “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斗争内幕

  年仅27岁,没有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倚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爬上中共总负责人的位置,推行极端“左”倾路线长达数年之久,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过去这被称为中共历史上第五次路线斗争。

  §死磨得以赴苏留学

  1924年夏,王明从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

  “商大”虽是公费,但王明因家境贫寒,连去武昌的路费和学费家中都支持不起,几经筹借,其母又卖了出嫁时的首饰,才凑了七块银元,王明得以入学。

  “商大”内有一批进步教师,共产党员李汉俊、危浩生都在这里任教,他们和进步教师都在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对学生产生很大影响。王明入学不久,便和同学詹禹生发起成立了豫皖青年学会,王明被选为这个学会的事务部主任。王明的同班同学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梁仲明也参加了这个学会,他向王明介绍了十月革命及苏联的情况,介绍马列主义的书刊以及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情况。梁仲明的思想对王明影响极深。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以反击帝国主义的屠杀。

  6月2日,武汉的学生举行了罢课,并举行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学生和工人运动。

  当局怕事态闹大,提前宣布各校放假。

  王明回乡后,又组织豫皖青年学会的少数会员在他的家乡金家寨大王庙内举行会议,追悼上海、汉口、青岛、广州各大城市的死难同胞。

  因王明在学潮中表现突出。暑假后学校一开学,他就被吸收入共青团,一月后,由许鸿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10月7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中山大学成立,首批招收300名学生。当时蒋介石、冯玉祥、邵力子、于右任等国民党要人,纷纷将子女送往莫斯科留学。这样,分到各地的名额就极少。分给湖北的只有10人,王明不在其内。

  王明觉得能到苏联留学,是出人头地的良机,但湖北名额已满,他便跑到江西南昌,找到入党介绍人去上海,直接找负责此项工作的人。

  当时,办理去苏留学事宜的是江苏省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姜长林。王明通过已来上海的湖北省党部负责人找到姜长林,恳请姜批准自己去苏俄。姜说名额已满。王明又磨湖北省党部负责人,请他再向姜请求。这位负责人找到姜,说明了王明的诚意。但姜说:“湖北名额已满,不能超出指标,陈绍禹不能去。”

  那位负责人将姜的意思告诉王明后,王明激怒地跑到房志路平安大旅馆,对姜长林气呼呼地说:“如果你们不让我去,我就到巡捕房报告,让你们一个也去不成!”

  姜长林并不害怕他的威胁,他看了一眼王明说:“你去报告吧,巡捕会先把你抓起来,因为你是积极去苏俄的。他们能饶你吗?”

  王明一听,不吭声了。却又哭涕涕的向姜恳求,几乎要给姜下跪。姜见王挺可怜,答应向上反映。

  姜长林把王明的情况向中共江浙区委报告后,区委表示不能突破名额,王明不能去。

  当姜长林把区委的态度告诉王明后,王明又放声大哭,蹲在姜的办公室门前不走,一坐就是一天。姜无可奈何,再把王明的情况向江浙区委反映。最后,区委同意如别的省有缺额,就让王去。幸好还有空名额,王明于是才去了苏联。

  §在苏联,王明取得了中大副校长米夫的信任

  在中共“六大”期间,王明担任了“六大”秘书处翻译科主任,他虽不是大会正式代表,但通过中共中央指定的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参加大会的学生全部给予发言权的机会,他便在会上夸夸其谈,背诵马列主义词句。同时,王明还讨好向忠发,博得向忠发的好感。但瞿秋白和邓中夏等人对王明十分反感,在会上建议:“中山大学及东方大学被指定参加大会的学生发言不要只重复理论,发言有时间就讲,没时间就不要讲。”

  因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的反对,王明在“六大”中没爬上来,从此,他对瞿秋白、邓中夏等怀恨在心。

  “六大”后,王明在米夫的安排下,参加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翻译工作,并兼做中国交通局的工作。不久,王明生了病。病愈后,于1929年3月,被安排回国,这年,王明只有25岁。

  对王明回国,米夫竭全力推荐,他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要中共中央对王明妥善安排。

  §王明受党内警告处分

  王明回去时,正值李立三掌握中共大权之时。因王明从校门到校门,并无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米夫电示中共要重用王明,然而,李立三只安排王明在上海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7月,周恩来又将他调到中共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兼任《红旗》报通讯员。

  到《红旗》报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王明先后在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红旗》报上以“韶玉”、“石”、“慕石”等笔名发表了35篇文章。其思想大都来自共产国际,用共产国际的思想,论述国内政治斗争。他的文章所宣传的思想,也有错误的。主要是鼓吹“城市中心论”等不切实际的工人武装暴动,强调中国革命的危险是右倾,不是“左”倾,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起到了助长的作用。

  1930年1月12日,王明在参加上海工联于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召开的一次布置年关斗争会议上被捕,被关在提篮桥监狱。当时,王明扮成工人模样,没暴露真实身份,巡捕暗示他有钱便可以放出去。王明便写下《红旗》报的地址,给了监狱看守。幸亏看守只索钱,才没造成损失,但《红旗》报机关只得转移,王明在12月18日上午出了狱。

  王明出狱后,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中共中央,对自己暴露机关地址的错误,避重就轻。一封信写给米夫,说他回国后,中共不拿他当人看,让他到危险的斗争前沿,被捕后遭毒打,但自己表现顽强等等。米夫见信后,很不痛快,一面夸王明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典范,一面指责李立三对王明不重用。在四中全会前,米夫给李立三写信,向李立三陈述他的态度。

  但中共中央在查清事实真相后,仍然于1930年3月16日给王明党内警告处分,并希望他接受批评,努力改正错误。

  同时,中央将王明从《红旗》报社调到全国总工会工作,任全总党团秘书及《劳动三日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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