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15)

一五

　　§“左”倾高潮

　　192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周恩来制定新的中央的工作计划。从这时起到1933年的3月初，中共中央的许多通告、文件，都出自周恩来之手。李立三只为周的助手。向忠发依然是挂牌领袖。周恩来的思想比较温和，因而，在中共“六大”后差不多近两年时间，中国的革命力量是长足发展的。说明周恩来领导的中共这条航船的方向是正确的，是有成绩的。到了1930年3月初，周恩来到莫斯科汇报工作，周一走，李立三便成了中共的主持人。李急于求成，一下就把中共引向了比瞿秋白盲动主义还“左”的航向。

　　从1928年至1930年，在中国国内，新老军阀混战没有停止过，蒋介石虽然率领国民革命军进行了第二次北伐，东北易帜南京，北洋系统的老军阀们靠边，但新军阀又开始了相互的拼杀，先是蒋桂之战，接着是蒋唐之战、蒋冯之战，到了1930年，又爆发了中原大战。军阀们频繁的混战，无力顾及中共，如果中共能正确的估计和利用新老军阀混战的形势，可以最大限度地发展革命力量。但是，以李立三为实际领导的中共领导们，在共产国际的节制下过高估计了革命力量，错误地判断了反动统治危机，结果，形成了冒险主义路线，把中共自“八七”会议以后所产生的“左”倾思想和情绪，推向了高峰。

　　从1930年3、4月起、李立三的“左”倾思想倾向就日益扩大。3月26日，李立三撰写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在《红旗》上发表：

　　……就全国范围内看来，革命的群众斗争，工人、农民、士兵、红军，确实是一个普遍发展的形势。从哈尔滨、唐山、天津以至武汉、上海、厦门、广州、香港都是平衡地向前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怎样去建立革命政权将要成为策略路线的中心问题……革命政权或许不能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而要首先建立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虽然不是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但他已经是有了全国范围内之革命高潮。

　　之后，在两月之内，李立三又接着写了五篇文章，为：

　　《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条件》、《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论革命高潮》、《建立政权与革命转变》。这些文章，都全部发表在《红旗》杂志上。文章着重突出城市武装的重要性，是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主要手段。

　　李立三在几个月之内所撰写的六篇文章，是他提出“左”倾政治路线的基本思想。按照这个思想路线，4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紧接着又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这两个会上，李立三布署了一系列的“左”倾政策。6月11日，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内称：

　　在产业落后的中国，一般的说来，尚没有形成可以完全支配全国产业的经济中心，而且在几个与帝国主义通商的商业中心支配下（如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大连），造成政治上军阀割据的局面。因此，全国的统治阶级，动摇与崩溃形势是一样，动摇崩溃的程度却有差别。所以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是与全国革命高潮不可分离，“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六次大会决议案）……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在革命的急剧发展，伟大的革命巨潮已经接近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争斗，以促进这一革命巨潮更快的爆发；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的总路线……红军的战略与战术，不只是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根本改变他过去的游击战术，而且要在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总的计划之下，有配合的，有组织的实现他的军事作战任务。这一任务的总的目标，便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过去的游击战术，已经与这一路线绝对不相容，必须根本的改变过去……执行这一总路线的最大障碍，便是与这一总路线绝对不相容的右倾观念。党必须坚决的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特别是尾巴主义的倾向斗争，是执行这一总路线的前提。系统的取消主义思想的取消派，已经在事实上，从党内的反对派发展成为阶级的敌人，需要党在党内特别在群众中更坚决的斗争。可是暗藏在党内的右倾思想，因为他表面赞成党的路线，而在每个实际的策略上都发生怀疑、动摇、怠工、不积极执行，的确同样的成为目前莫大的危害。不克服一切右倾的思想，党的路线与策略决不能充分的执行……如果因组织上的弱点而怀疑现在革命形势，怀疑党的路线，是极严重的右倾观念……

　　李立三“名正言顺”地动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各地下达暴动计划：

　　组织武昌暴动！

　　组织南京暴动！

　　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

　　李立三甚至天真烂漫到了异想天开之程度，他要把侨居苏联西伯利亚的10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甚至“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

　　§李立三要对毛泽东进行“根本解决”

　　1930年6月9日，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草案时，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他以为江西是革命首先胜利的区域，条件是：一、资产阶级弱；二、无地方军阀；三、帝国主义的力量弱。他对红军的发展，则完全是游击战争的观念。这一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游击战争的战术已不适合于现在的形势……”

　　对于毛泽东来说，李立三本来是个“小弟弟”。现在，李立三把持了中共中央，批评起“四军毛泽东”来，一点也不客气。

　　李立三挖苦攻击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秘诀”是“逃、跑、走！”

　　确实，毛泽东有着一条“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的特别路线。他的游击战争经验，是近四年红军作战切切实实的总结。然而，脱离实际的李立三，却要对毛泽东进行“根本解决”！

　　6天之后的1930年6月15日，李立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亦即毛泽东，下达了命令式的一封信。信的措词异常激烈：“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的形势转变。这的确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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