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8)

八

　　§共产国际批评中共的“左”倾错误

　　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中共造成新的混乱，引起了中共内部很多人的批评和抵制。1928年初，各地的暴动相继停止。同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中共的“左”倾错误，否定了罗明那兹对于中国革命的“左”的主张。

　　罗明那兹很快奉调回国，不久，被调离共产国际，前去高加索。1930年12月，又被打成“反党集团”分子。1934年，罗经不住打击，自杀身亡。之后，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出党。

　　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周恩来及邓中夏、项英等，在上海讨论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共产国际的决议案，明确反对中共的盲目暴动。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即“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称：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国际执委二月会议的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后，接受这一决议案之一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间，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决议案必要的具体步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过去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这种盲动主义的倾向，不但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之玩弄暴动，而且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如杀烧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等等。——国际的决议亦就是指导我们努力继续战胜这些盲动主义以及青年团之先锋主义倾向，在艰苦斗争之中锻炼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彻底肃清机会主义的流毒。

　　§中共“六大”批判瞿秋白

　　4月28日的会议之后，瞿秋白动身去莫斯科。5月1日，周恩来、邓颖超离沪赴俄，接着，许多中共领导人都赴俄，参加中共“六大”。罗迈、任弼时、罗登贤留在国内主持工作。

　　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德镇银光别墅召开。

　　大会按斯大林的调子，重点批评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瞿秋白也在会上作了深刻检查。

　　大会取消了瞿秋白的中共“舵手”地位，但仍保留其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由于两名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舵手”把握的航向出了偏差，使中共这条航船先右后“左”，因而，共产国际决定中共第三位“舵手”，应由工人成分的人担当，因而选中了向忠发。

　　§瞿秋白和王明搞不到一起

　　“六大”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然主张中共的任务是准备暴动。提出“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要中共必须坚持“城市中心论”。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这个指导思想，于1928年2月9日至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即提出，王明于是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写了一本《武装暴动》的小册子，其长达万字的序言发表在当年4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上。“六大”间，王明把这小册子塞到供代表们阅读的材料中。

　　由于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的反对，王明在“六大”中没爬上来，从此，对瞿秋白、邓中夏等怀恨在心。特别当他得知瞿秋白向共产国际负责人库西宁建议撤销米夫的东方部副部长的职务时，对瞿简直恨之入骨。

　　王明深知，瞿秋白有知识，有实际斗争经验，在党内外有极高威信，是他夺权的障碍。王明决心斗倒瞿秋白。于是，他制造了“第二条路线联盟”，矛头直指瞿秋白。

　　1930年7月16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召开扩大会议，吸收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等人参加，讨论中国问题，于23日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会上批评了中共犯了严重错误。并指派周恩来、瞿秋白迅速回国，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错误。

　　周、瞿回国后，于9月24日至28日，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上一面批评“立三路线”，一面对何孟雄点名批判。

　　三中全会对李立二的批判，王明自然双手拥护。但是，他对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却耿耿于怀。尤其使王明生气的是，王明因反立三路线受了处分，如今应是英雄了，可瞿秋白不仅不对他加以褒奖和重用，而且连处分都没撤掉。

　　王明对瞿秋白更加怨恨。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王明到江西苏区工作，王明更是气恼于心。正当他叹自己时运不至、要动身前去苏区之时，夏曦、沈泽民、何凯丰、陈昌浩、李竹声等人回到了国内，给王明带来了一个天大喜讯：共产国际在收到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后，很不满意，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三中全会“抹煞两条路线原则上的区别”。批评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犯了“调和错误”。

　　去年10月，共产国际写了《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十月来信”。但共产国际的信还没到中共中央时，沈泽民、夏曦、凯丰等人从米夫处得知，这些人回国后，没向中共中央报告，却暗里告诉王明，王明听了，喜出望外，马上就精神起来，他拒绝去江西苏区，还和博古一起写了两封信。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后，十分重视，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五天的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即“十一月补充决议”。决议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但是，对王明等知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却不向中央报告，而采取向中央突然发难的作法，进行了批评。

　　瞿秋白在报告中指出：

　　沈泽民的方式与精神是离开政治局的领导……他们知有国际来信，但不公开说已知国际来信，请求政治局如何办，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可使一般同志很惊奇与发生其它倾向……使同志们惊慌不明……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政治局的扩大会上也讨论了王明、博古的两封信，认为王明、博古同李立三的立场基本一致。王、博要求将他们与立三的争论公布于党，是从个人成见出发，与国际来信的意思没有相同之处。因此，会议否决了王、博等人要在党内挑起争论的要求。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上对王明、博古等不服从组织分配，违反组织原则，在党内犯自由主义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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