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99)

九九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由黄文华到新建县人民医院开些常用药。黄文华问邓小平：“要些什么药？”

　　邓小平说：“我没病，主要是睡眠不好，可弄点眠尔通之类的药品，辅助睡眠。卓琳病多，她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病，可弄些这方面的药贮备。”

　　黄文华记下后，心有疑虑，便驱车来到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请示程惠远。

　　黄文华不安地说：“程主任，老邓要用安眠药，我不放心，……”

　　程惠远低头考虑了一番说：“邓小平来江西劳动，提出要吃安眠药，可给他吃，不过要每天晚上送一次，每次按规定吃，不可超量，具体剂量遵医嘱。”

　　黄文华又提出一个不放心的问题：“我每天送一次，汇积起来，也怕出问题。”

　　程惠远思索一下说：“你每次送去，看到邓小平在临睡前用开水吞完后再下楼。”

　　§“邓小平来了”

　　一天，邓小平找到黄文华说：“我离开北京到江西时，办公厅有人和我谈过，让我在这里长期住下去，通过劳动搞点调查研究，改造思想。你看什么时候开始劳动？”

　　黄文华说：“至于劳动嘛，这几天不急，先把家务安排好再说。”

　　邓小平答：“家务不需要再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反正东西不多。”黄文华见邓小平要提前到厂里劳动，冷冷地说：“这几天天气不好，如明天不下雨，明天就去劳动，你看行不行？”

　　“行！行！”邓小平回答。又进一步问，“明天什么时候去？”

　　黄文华考虑一下道：“明天上午8点钟吧。”黄文华又向邓小平说明：“工人是七点半钟进车间，我们就8点钟吧。”

　　邓小平连说：“行，那行。”

　　11月9日上午8点半，邓小平与卓琳两人穿上了特制的蓝纱卡工人装，脚穿黄色军用力士鞋。

　　在黄文华的警卫下，来到位于厂房大门右侧的党支部办公室，黄文华把邓小平、卓琳介绍给罗朋，罗朋一愣，连忙起身，眼前两位“老师傅”竟是自己20多年前的首长吗？

　　罗朋对邓小平一向尊敬。早在解放战争初期，他从延安调东北工作时，在太行山区不幸病倒，留在太行山，参加上党战役后，任过高树勋被俘军官队的政治教官，亲耳聆听过邓小平政委的报告，至今他还记得二十多年前邓小平政委讲的几句名言。邓小平说：“上党战役是我们转变的开始，从太行山下到邯郸，今后我们要打大仗了。人家说我们是山精妖怪，因此，我们军队作风要注意，用实际行动来粉碎敌人的谣言。”

　　黄文华打破沉默，向邓小平夫妇介绍道：“这就是厂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罗朋同志。”

　　罗朋回过神来，招呼邓小平夫妇坐下，简单介绍了厂里的情况。罗朋说：“这是一个小厂子，只有80多个人，做的是修理农用配件，生产还蛮好的，工人干劲蛮大。”讲到这里他用手指了指对面的一间空房子说：“这间房子原来是办公室，现在专门腾出来给你们用，劳动累了，或不舒服，就到这间房里休息，我就住在对面，有什么事可随时联系。”

　　邓小平看了看那间空房，对罗朋的安排表示满意，他微笑着说：“好！”

　　接着，罗朋与黄文华带着邓小平夫妇走出办公室，向车间走去。有的工人眼尖，认出其中一位老师傅便是邓小平。因事先有纪律，不许同邓小平接触，于是工人中在窃窃地传递着一个信息：“邓小平来了！”

　　§“老邓”

　　作为监管人员的黄文华，与邓小平一家一起生活好几天了。他却为一件敏感的事犯愁，就是不知如何称呼邓小平，总是“喂”、“喂”，他想，邓小平以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当时来讲，他是中共中央七个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国内外也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文化大革命”虽对他作了一些批判，但党中央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称他“邓小平”，直呼其名，又觉得自己有居高临下的意思；叫“邓小平同志”，目前邓小平是走资派，又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不能称同志；叫“首长”，又属监督劳动、无职无权，也不妥。虽然，省革委保卫部部长陈昌奉和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交待称邓小平为“老邓”，但他怎么也叫不出口。

　　一天，邓小平从楼上下来，主动对黄文华说：“你今后就叫我老邓，这样还自然。”

　　于是“老邓”这个称呼便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修理车间叫开了。

　　§每天的生活单调而有规律

　　匈牙利作家巴拉奇·代内奇在《邓小平》一书中写道：

　　每天早上在监管人员的押送下，邓小平同妻子步行到距离20分钟远的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去参加劳动。邓的女儿在回忆文章里提到，邓像45年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一样干的钳工，他的妻子则做拆洗线圈的工作。在工厂也是监督劳动，看管人员目不转睛地监视着这个“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忠于职守是以自家的脑袋做担保的。这是一种奇特的惩罚，也是一种特殊的待遇：上午3位老人在看守的监护下干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因此，邓要求做钳工工作），没有得到许可，不准讲话和干别的事情，这个并非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不合逻辑的事。尽管如此，但与从前比较起来，对邓来说，总还算是宽慰的变化，在长期与世隔绝后，他现在能够收听电台广播和阅读《人民日报》，这是件了不起的事，因为他可以从字里行间了解一些情况。经受两年的软禁后，现在在他干活的车间能得到与外界、与社会接触的机会。正如邓的女儿所写的那样，开始，大多数工人怀着好奇的心，后来逐渐对这一对老年夫妇产生了同情。3年中，他们一天也没缺勤过……

　　每日上午他们在工厂劳动半天，下午在用冬青和竹篱笆围成的空地边拓出一片菜地，种上白菜、胡豆、辣椒、丝瓜等各色菜蔬。这样他同妻子可补充一些食品。这样做是很必要的，因为当时他们的工资被扣发，只留给一点生活费。邓小平当时已65岁，这3位老人的年龄相加在一起已超过了200岁—3人中邓是壮劳力。所以，那些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活，自然由他来做。他的妻子卓琳洗衣、打扫卫生。她患有高血压病，常卧床不起，这时邓还得细心照料她。邓小平自生母去世后，抚养他及其他子女成人的是他的继母。这时她年事已高，每日为3人操劳做饭。

　　每天的生活很单调，倒也有规律。早晨，邓小平夫妇到工厂劳动几个小时，中午回家吃饭，一起听新闻广播，下午在园中耕作，间或读书看报。老祖母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有看守监视着，绝对不许外人进他们的宅院。邓小平每天就寝前总围着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一小时。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一圈一圈地走着。有时祖母养的小鸡也跟在他的脚后结队而行。天长日久，他的脚步出了一条细细的小路。他在为过去、也为将来深思熟虑着。1971年当局准许残废的邓朴方回到3位老人身边。从此，他们还要照料这个致残的儿子。为儿子擦澡翻身这一最重的活，就落在邓小平的身上了。后来，邓小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支持他的力量—政治情况有了好转，使他飘泊四方的其他子女有可能短期来看望他们。就像在中国亲属离异各在一方可享有探亲那样，邓小平夫妇的几个子女用平日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做盘缠，一个接一个地来到那儿看望他们。从1971年起，他们的几个子女索性都搬迁来与父母同住。流放地遂成了他们家庭聚首的地方。1971年11月5日，他和妻子一起参加一次会议回到家里心情十分激动，这一天全家都很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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