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79)

七九

　　1961年周总理在和一位外国党的领导人的谈话中回忆起那段历史时动情地说：“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这一代领导集体是相辅相成、团结友爱、相得益彰、缺一不可的完美整体。这正如鲜红的旗帜上凝聚着五颗金星，代表我们祖国一样。

　　毛主席从重庆回延安后休息一段，从1946年5月底至11月初父亲主管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他提出发展和繁荣解放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思想，并着重指出：

　　“在有利于发展和繁荣解放区经济的条件下，可以允许外国资本家到解放区投资……外资可以独办某些企业，约定一定年限由政府收回；也可以合股经营，按股分利……为着发展解放区工业，吸引民族资本以致外国资本到解放区繁荣经济，我们必须防止过左的劳动政策。”

　　1948年当全国土地改革高潮中亟需纠正“左”的错误时，毛泽东主席致电刘少奇同志：“我们准备发表弼时同志的一篇演讲，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即中央1月18日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这篇演讲作为中央的政策性文件，对土地改革的顺利发展和保证全国革命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这篇讲演中，父亲还最早提出了新中国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毛泽东的一次激烈争执

　　1947年3月12日，一架国民党军队的轰炸机在延安上空丢下成串的炸弹。顿时，延河两岸燃起了熊熊大火和阵阵硝烟。同时，国民党的34个旅共23万人，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向延安逼近。

　　党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暂时主动撤离延安，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依靠群众和有利的地形，打人民战争。用“蘑菇”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不久，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又决定成立前委、工委及后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和前委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及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工委由刘少奇、朱德等率领，转移到晋察冀解放区，完成党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机关的大部分人员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绥解放区工作。留在陕北的机关人员全部武装起来，与警卫部队一起编为中央支队，任弼时任支队司令，陆定一任政治委员。

　　任弼时一方面与周恩来一起，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及全国的解放战争，一方面指挥为数不多的警卫部队，与胡宗南的几十万虎狼之师进行周旋，以确保党中央的安全。

　　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不久，便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痛击了胡宗南的部队。为此，蒋介石恼羞成怒，令胡宗南不顾一切同人民解放军决战。中共中央命令西北野战军避敌锋芒，挺进陇东。1947年6月7日，胡宗南部刘戡率4个多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真武洞，从东南向西北扑来，离中央机关仅几里。同时，胡宗南部董钊也率兵由延安经安塞高桥向保安进发。当时，红军主力在陇东地区，离中央机关驻地王家湾有几百里。毛泽东身边的全部兵力仅4个连。把炊事员、饲养员等后勤人员算在内，也不过300来人，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只有200多人，形势极严峻。中央决定立即从王家湾转移。

　　任弼时以支队司令的名义通知部队向北走，如有情况再向东走。任弼时认为西面和北面均有敌人，向北走路宽，活动余地大，情况紧急时还可过黄河，这样可确保毛泽东及党中央的安全。

　　部队接到通知后，整装待发。两个钟头过去了，还没得到出发命令。中央支队政治部主任廖志高沉不住气了，他走进毛泽东的住地，正听到任弼时与毛泽东正为此事进行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不同意向北、向东转移，更不同意一有情况就过黄河。他主张迎着敌人向西转移，而中央一定要坚持留在陕北。

　　“部队向西转移，很可能和敌人相遇，即使部队避开了胡宗南的主力，西边是马鸿逵的防区，部队仍有可能与敌人遭遇，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仍没有保障……”任弼时心里很不踏实。

　　作为中央支队司令的任弼时，对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担负着重大责任。每到一地，他总是嘱咐身边的同志，首先为毛泽东安排一个较安静的工作与休息的环境。

　　任弼时记得，朱总司令在率中央工委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时，再三嘱咐留在陕北的警卫部队：“你们的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党中央的绝对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

　　因此，任弼时把保卫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安全看成是全党赋予他的重托。中央留在陕北，任弼时是完全同意的。但现在遇到险情，他自然地把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作为考虑问题的根本立足点，他想竭力说服毛泽东同意自己的意见。

　　然而，毛泽东具有超人的审时度势、洞察一切的才能。他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安危，他考虑的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他语重心长地对任弼时说：“中央留在陕北，是一战略问题，这样可牵制住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如果中央过了黄河，西北战场的敌人就会很快扑向山东，或其他战场，这对全国解放战争是不利的。”毛泽东还预料，敌人不会往西，西边是很荒凉的小路，即使敌人向西，速度也很慢，向北到高阳岔，是一条大路，敌人如追过来，速度很快。经过争论，任弼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事后证明毛泽东的预料是正确的。

　　之后形势稍微稳定，部队到达天赐湾后，毛泽东又批评了任弼时，并撤了他中央支队司令的职务，由周恩来接替。是因为任弼时在决定部队行动方向时，事先没和毛泽东、周恩来商量就下达命令，违反了党内的纪律。任弼时，忠诚坦白，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并积极协助周恩来工作。

　　§毛泽东为任弼时赴苏治病亲自致信斯大林

　　1949年3月，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一起，在欢呼声中进了北京城。

　　不料，参加完西郊机场的阅兵式，刚回到驻地的任弼时便病倒了。这次发病血压（低压）高达150毫米水银柱，心脏每分钟跳动110次以上。

　　党中央连夜开会决定：弼时必须立即全休静养，直到康复。

　　任弼时服从党的决定，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西郊寂静而清幽的玉泉山。

　　关于行军路线的争执不但没引起毛泽东在工作上对任弼时的不信任，同时也没影响他们的私人感情。毛泽东始终很关心任弼时。

　　1949年任弼时再度休养后，毛泽东还派人将一缸红鱼送到任弼时的住所，附信说：“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

　　任弼时在国内休养了一段时间，病情虽有好转，但没有根本改变，于是，中央决定送任弼时到苏联治疗。毛泽东还于11月21日亲自致信斯大林，商议任弼时去苏养病一事。斯大林表示欢迎他去苏联，并特地派著名的医学博士歌诺瓦洛夫乘专列到北京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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