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61)

六一

　　刘少奇同志当时向华北地区党组织提出两条：一是动员平津和华北各城市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二是在三个月内扩大部队到10万。当时党内也有少数同志反对这个方针，认为根本不应当提出让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认为扩大部队到十万，一来不可能，二来会破裂统一战线。但是，少奇同志提出的这个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切合实际的，为了独立自主坚持华北敌后的抗战，必须这样做。那时，周恩来同志正在山西，他在一封给中央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胡服提议三个月扩大到十万。我赞成。”并且具体部署，扩大部队时，把决死队和牺盟会游击队包括在内。这个方针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后来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9月下旬，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全省牺盟会代表大会。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会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党中央对党在牺盟会工作的指示。根据报告的精神，大会修改了牺盟会工作纲领，强调全民总动员，反对片面抗战；把我党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结合山西抗战的新形势，写进牺盟会新的工作纲领中。

　　11月8日，太原失守。第二年，日军从太原沿同蒲路向南进攻，攻占临汾，直进到黄河北岸的风陵渡。山西主要交通干线和主要城市都已沦陷。牺盟会和决死队在党的领导下，撤出城市和铁路线，退到两侧，留在敌后，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扩大根据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牺盟会逐步掌握了县政权。在阎锡山的旧军队、旧政权溃败时，许多县的牺盟会同志根据党的指示，留在当地，坚持抗日斗争，有些人就接过了县长的职务。山西全省有七个行政区，其中五个行政区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领导的，这些行政区的县长都是由我们经阎锡山直接任命的，县政权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其他行政区也有一些县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全省105个县，有70个县长是共产党人。

　　1938年秋初，少奇同志调离北方局。在刘少奇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建立和发展了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共产党有了群众基础，有了政权，有了新军，有了根据地，形成了一支新的强大力量。那时人们把它叫做山西新派。这支力量，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坚持华北抗战中，作出了重要的建树。

　　刘少奇同志领导华北白区斗争的胜利实践，又一次证明他不愧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诽谤诬陷，终究遮不住少奇同志的革命的光辉。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愿，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这是我党实事求是光荣传统的又一伟大胜利。

　　§刘少奇代替毛泽东的主席职务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的陪同下去重庆谈判时，绝大部分中央同志到前方各地区去了。毛主席离开延安前，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确定由少奇同志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就是说，中央的工作由少奇同志来主持了。这段时期，他既要抓好中央直接领导的工作，又要配合好毛主席在重庆同蒋介石集团面对面的斗争，还要沟通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我军的互相联系与协同动作，指挥好前线的斗争。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少奇同志一生中为党为革命，工作最繁重、最劳神、最紧张的一个时期。这段时间的重大工作有以下几项：一、及时指导全国各地党、政、军、群运的全面工作；二、果断处理我解放区附近地区的日军投降及有关事宜；三、坚决回击国民党的一切破坏和挑衅活动，并加强壮大我们的实力；四、依形势和发展要求，坚决迅速调整和积极部署我军主力，争取战略优势；五、大力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改，努力做好城市接管工作；六；尽力做好统战工作，等等。少奇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意图，严肃认真，小心谨慎地处理了这些方面的一件件大事，并且处理得很好。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的日子里，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挑衅活动大大增多了，而我军给予对方的回击和惩罚也异常及时而凌厉，每次都以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而告终。在双方矛盾、冲突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有些同志曾担心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是否有保障，对这个问题，少奇同志作了非常精辟、明确的解释，他说：“蒋介石只懂得拳头，不懂得道理。前方对他的打击越坚决、越沉重，在实际行动中越能显示出我们的力量，他越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触动毛主席一根毫毛，毛主席的安全就越有保障。”他还说：“这是毛主席临动身前给我的指示和交待，我在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意旨行事。”

　　毛主席于1945年10月11日从重庆回延安后，健康状况一直不大好，所以，从那时起，直到1947年初，仍由少奇同志协助毛主席领导党中央的全面工作。这个阶段是我们革命力量将在全国范围内与反革命势力进行大决战的极其重要的准备时期，这个时期我党的全面准备工作做得很好，是和少奇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毋庸置疑，这个时期，少奇同志处理一切重大原则问题，都是同毛主席商量并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和决定办的。许多问题，都是事先请示，或事后向毛主席汇报的。他这种谦虚谨慎、认真负责和对毛主席的尊重与忠诚，以及同毛主席长期来亲密无间的合作的精神确实使人十分感动、十分敬佩。这个时期的形势是复杂而多变的。少奇同志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和毛主席给他的重托，给全党树立了光辉的工作范例。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又签订了《停战协定》（即《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1946年2月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在这之后不久，少奇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中央上述指示的传达报告。在报告中他要大家认清时局的变化，要善于掌握局势的发展和适应形势的变化。同时强调指出，我们要有两手准备，既要学会在和平形势下的工作，即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斗争，也要准备对付意外，即当敌人向我们发动军事进攻，或进行突然袭击时，给予坚决的反击。他把应付和平与战争的两手准备工作，总括为：练兵、减租、生产三大任务。这是完全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这种部署就是为了全党在日常工作中做好两手准备，特别是为了应付敌人可能发动战争的准备。在备战工作中，他尤其注意调整华东、中原地区我军的部署，以防备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并注意加强华北和东北的军力与干部的配备。

　　1946年6月，国民党以五十万军队分四路重点进攻中原解放区的中心地区——宣化店。事件发生后不久，大约7月间，毛主席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分析了形势，检查和总结了我党前一段的工作。毛主席指出，不应忽视宣化店事件，因为它事实上意味着全面内战的开始，应该从中汲取严重的教训。少奇同志完全同意毛主席的分析和估计。此后，中央工作的指导方针路线，正是按照上述指示精神贯彻的。毛主席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大大扭转了《双十协定》发表后在党内产生的某种认识和估计。我们目前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战略上占有有利形势。我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以全力对付正面的敌人，就是说，可以放心地把注意力集中使用在一个方向上，对付主要敌人。两翼虽有敌人的威胁，但危险不大，因为他们的力量较弱，而又受到牵制。我们的后方是稳固的（只是在东北地区要加紧剿匪、肃清内部敌人），必须认清这个局势，决不可丢失这个良好时机和有利的战略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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