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58)

五八

　　帅孟奇在《一件永远不会忘记的事》一文中，称赞何宝珍“是一个模范党员……具备了共产党员优秀高贵的品质，对党一贯忠实，为党牺牲了个人的一切利益。……平日她热爱她的孩子们，当被捕之后，却忘记一切。她常说：共产党员为人类解放事业而牺牲是光荣的。”“她以她生命的光辉，照耀了在狱中的同志们，……更坚定了斗争的意志。”

　　刘少奇和何宝珍在革命斗争中，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建立起了一种高尚纯洁的爱情。刘少奇在追念何宝珍时，称颂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1951年12月初，刘少奇到南京视察时，曾参谒雨花台烈士陵园，深切悼念何宝珍和其他烈士。

　　何宝珍生前，对未来满怀希望。她希望推翻黑暗的旧世界，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学习技术，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何宝珍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在她牺牲后的第四年，周恩来派人在武汉找回了她的女儿、已沦为童养媳的爱琴。爱琴在《女儿的怀念》一书中回忆这段生活经历时说：

　　“为了革命工作，父母亲把我寄养在汉口一个工运积极分子的家里。到了这家，奶妈刚生了一个男孩，她用乳汁和眼泪抚育着我们两个瘦弱的孩子。她心地善良，对我像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开始，党通过父亲的亲属和旧谊，经常给奶妈一些经济补贴，日子还过得去。几年后，这个关系断了。生活的重担逼迫着奶妈，眼看饿得皮包骨头，不得不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把我卖给武汉的一家人去当童养媳，讨碗饭吃。临走的前一天，奶妈像被剜了心头肉一样，哭了整整一夜。”

　　1938年4月，爱琴来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刘少奇。刘少奇深情地对女儿说：你受了苦，不要紧的，这回就好了，你回到家里来了。刘少奇给爱琴讲述了何宝珍牺牲的经过，接着说：“你的母亲牺牲了，她是为革命牺牲的，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把她杀害的。你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很快就要回来了，找你们都很费劲，弟弟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当时为什么把你们送出去？我们没办法长期在那儿住，革命嘛，今天住这里，明天在那里，带着小孩子不方便，就把你们寄养给人家了。现在你回来了，不是挺好吗？”

　　这一年的夏天，允斌也由湖南老家被接到延安。他1岁多时就离开了母亲，稍一懂事，就开始放牛做活，经受了苦难生活的折磨。如今，兄妹俩一起生活在父亲身边。刘少奇教导他们：“一定要记住你们的母亲，学习你们母亲的精神。

　　要晓得她为什么牺牲，国民党为什么杀害她。”

　　过了夏天，允斌和爱琴进了延安保育小学。第二年，他们被送往苏联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行前，刘少奇嘱咐他们：“你们到了那儿，最大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学到更多的本领。另外要把身体搞好，把身体锻炼健壮，回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他们深感任重而道远，在异国勤奋学习，逐渐成长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允斌结束了十年制学校的学习，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后转入莫斯科大学化学系。1957年从苏联回国，曾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爱琴于1949年8月回到北京，第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习，毕业后先分配到国家计委，后到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作，参加边疆建设。

　　允若直到1946年才从苏北农村找回来。当年何宝珍被捕后不久，他被送到一个贫苦农民家做养子。十二、三岁时流落在上海、苏北等地，卖报，当学徒，拣破烂，受尽了百般折磨。回到父亲身边后，他先中学毕业，后入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学习。1960年夏回国，在第七机械工业部工作。

　　三个孩子都学得了一门专长，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何宝珍烈士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刘少奇的一个英明决策

　　1936年初春，西北高原上寒风凛冽。一天黄昏，在陕西耀县通往临潼的大道上，一队人马在急急地赶路。其中一位身材高大的人，稳稳地骑在一匹骏马上。他身穿棕色缎面皮袍，头戴礼帽，俨然像个富商，眼睛里透出沉着、聪慧、机警的光亮。他身后跟着一头颠着碎步的毛驴，上面骑着一位“阔妇”。这就是刘少奇和他的夫人谢飞。几位随行人员扯开大步，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他们是护送刘少奇去临潼的游击队员。

　　刘少奇是在1936年春，受党中央的指派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来到天津，领导北方党的工作的。

　　当时，日本侵略军已越过山海关，威胁平津。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搞所谓“华北政权牺牲化”。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学生已发动“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标志着中国革命新时期的开始。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得到广泛的响应。我们党面临着领导一场伟大斗争的历史任务。

　　可是，华北地区的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损失严重，干部十分缺乏，无力进行领导。少奇同志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其他的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党的组织是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数十个中下级干部。”而有些保存下来的组织，还没有摆脱“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不顾主客观条件，号召和组织党员、群众，采取严重白色恐怖情况下所不允许的斗争方式，上街游行示威，举行集会，冒险进攻。1936年3月31日，北平学生举行了一次“抬棺游行”，参加游行的，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很少数思想激进的青年。这次冒险行动，遭到敌人的镇压。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很不容易聚积起来的力量，不应地消耗掉了。

　　刘少奇看到这种情况，并鉴于历史教训，认为扭转局面的关键，在于恢复和建设华北地区党的组织，把这个地区党的工作引上正确路线。他明确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此时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内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退却防御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很明白，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就是不可能的。”刘少奇同志以极大的努力，在华北地区党内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他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是：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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