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36)

三六

　　当工作人员读完这则新华社电讯后，毛泽东沉默不语，他走到窗前，遥望天空，禁不住对工作人员说：“中国有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工作人员说这是迷信，毛泽东沉思道：“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是的，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不久，唐山发生大地震，再次在老人心中卷起天人感应神话的波澜，中国的大地为什么这么不平静？

　　如果说天灾的打击可以用人们的劳动与工作去弥补和恢复，那人的损失则永远是无法弥补的。

　　1月8日，天低云暗，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这对毛泽东的打击太大了，他与周恩来共同奋斗长达半个多世纪，其友情的深厚是无与伦比的。当他听到这个不祥消息时，默然无语，久久望着一个地方出神，半晌才长长叹了口气。在周恩来追悼会的那一天，身边的秘书张玉凤多么希望他也能像当年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突然决定驱车前往，但毛泽东迟迟没有讲话。张玉凤忍不住问道：“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毛泽东拍拍腿，十分痛苦地说：“我也走不动了！”是啊，他的双腿已无法站立，再也不可能参加任何一个战友的追悼会了。

　　5月，毛泽东的另一个亲密战友朱德逝世，这对毛泽东又是沉重的一击，他意识到自己离死神也不远了。他开始感觉到自己太累了，但他又不想休息，他还在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深深思考、筹划，他还在接见外宾，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的作用而忘我工作。

　　4月下旬，毛泽东身体已极度虚弱，但还坚持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当马尔登来到中南海那古色古香的书房时，毛泽东躺在安乐椅上，在与马尔登交谈时，他的头几乎无力移动，说话很慢很慢，要费好大的劲，才喘息着吐出几个字来，但他靠顽强的意志，坚持到10分钟的会谈结束后才躺上床休息。

　　5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来华，毛泽东以极大的毅力会见了这位总理，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他说话声音很小，要由他侄女王海容听清后先翻成普通话，再译成英语，这样进行交谈，毛泽东硬是坚持下来了。

　　6月，毛泽东已经不能下床了，尽管他还要奋斗，还要工作，但身体已不允许了，中共中央便作出决定，不再安排他会见外宾。毛泽东躺在病床上，仍然不能好好休息，他还要探索中国走向安定团结、走向富强的道路。

　　在病情日益加剧的时刻，毛泽东将政治局全体委员召集到病床边开会。他望着这些无言的同事们，十分感慨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早就该死了。”停了停，接着动情地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了老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一生从来不考虑自己，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担心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8月下旬，毛泽东病情恶化，开始处于昏迷状态，有时在医生紧急抢救下，能恢复少时的清醒，但过不多久，又昏迷过去，如此反复多次。这样拖到了9月初，尽管集中很多著名医生，进行联合会诊，使用各种贵重药品及现代先进医疗器械，却不能使这位伟人生还。9月9日零时10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毛泽东与世长辞，享年83岁。巨星陨落，世界震惊，123个国家政府发来唁电，30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追悼大会。在中国，30多万人列队走过他的灵柩，瞻仰遗容。9月16日，百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下午3时，全国停止工作3分钟，9亿人民，一齐肃立，默默向他致哀。工厂、火车、汽车等，全中国的汽笛齐鸣3分钟，形成葬礼的最高潮。

　　※第四章　周恩来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管家”

　　——全世界都敬仰的人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

　　周恩来的童年相当艰苦。祖父去世后，父亲无力持家，家道中落，靠典当、借债和亲友接济过日子。

　　1910年，12岁的周恩来离开淮安，随伯父周贻赓去东北沈阳上小学，以后再没有回过家，甚至在他当了总理以后也没有重访故里。

　　早在少年时代，周恩来就关心国家的前途。一天，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一个同学回答：“为光耀门楣。”另一个同学说：“为明礼而读书。”一位店主的儿子老老实实地说：“为家父而读书。”他的回答引起哄堂大笑。笑声停后，周恩来回答说：“为中华之崛起。”在短短的一句回答里，体现了周恩来伟大的抱负。

　　§在南开学校初露锋芒

　　1913年，15岁的周恩来离开沈阳，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当时我国正处于政治动荡时期。辛亥革命促进了人民的新觉醒，鼓励着青年人的心灵和思想，预示着一个新文化时代的即将到来。新文化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开花结果了。与其他一些已觉悟了的天津与北京等城市的青年一样，周恩来很快卷入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潮流中。在南开学校，他同过去一样地勤奋学习，但并未妨碍他获得新知识和开拓新思想。他还从孙中山先生赞助出版的刊物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后来，他又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周恩来读书的范围很广，从进步作家顾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到外国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作品，无不涉猎。

　　周恩来在南开的第二年就成为一名学生领袖。他与三位同学发起了敬业乐群会，创办了《敬业》杂志。他虽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但极力推荐另一位创始人担任会长，自己担任副会长。在那时就表现出谦虚大度和不图名利的优秀品质。这个团体成了一个活跃中心，同学们常来借阅进步书籍，讨论最关心的问题，唱歌或做其他事。周恩来担任《敬业》的主编，常常撰写文章，还常常在校刊《校风》上发表对时局的见解。

　　周恩来在南开初露才华。据与他同桌学习、同室住宿了两年的同学张鸿诰回忆，周恩来在1916年春举行的全校国文会考中名列第一，为他们班赢得了荣誉。他还是南开“演说会”的佼佼者。连续两年该校的“演说会”在全天津的校际演说竞赛中，均获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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