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25)

二五

　　“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毛泽东的疑团顿释，爽朗地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他握住贺子珍的手说：

　　“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接着，大家坐下来商谈事情。

　　从毛泽东的介绍中，贺子珍才知道，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为什么带着队伍不去别的地方，却来到井冈山，原来是王新亚起的作用。王新亚离开永新后，带着安福的农民自卫军活动到湖南浏阳一带，在那里同毛泽东会合了。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大革命时期井冈山附近的永新、宁冈、安福、莲花等几个县革命斗争的情况，讲了几个县党组织的力量和工农自卫军发展的规模，永新暴动的结果，以及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自卫军至今仍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情况。王新亚还介绍了井冈山在罗霄山脉中段的地理条件。这一切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后来，王新亚率领的安福农民自卫军同安源的矿工组成了起义的第二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起义失利，第二团被打散，王新亚牺牲了。秋收起义的余部向何处去？毛泽东觉得，王新亚讲述过的井冈山，从党的力量、群众的基础到地理条件，都是革命军落脚的理想地方。于是带着起义队伍的余部，向井冈山方向前进。途中，队伍经过三湾时，对队伍进行了整顿和改编，打出中国工农革命第一师第一团的番号，向砻市开来。

　　交谈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袁文才、王佐的自卫军，在革命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为党保存了一支革命武装。他提出，以后革命军要同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协同作战，共同在井冈山立住脚跟。

　　这一次商谈，气氛融洽，双方都没有什么保留和顾虑。袁文才和王佐都很高兴。袁文才早就盼望能同上级党取得联系，为革命做点工作。因此，在这次会上，他当场表示，欢迎毛委员的队伍上井冈山领导他们干革命。安置伤病员和队伍驻扎问题，他都答应安排。他知道毛委员的队伍需要用钱，事先把埋在地下的银元挖了出来，约有一千块，装了12个竹筒，带到步云山来。在这次会面中，袁文才亲自把银元交给毛泽东。这次会面后，袁文才同贺子珍一起回到茅坪。他原是个沉默寡言、感情不外露的人，这天回到家里后，异常兴奋，话也多起来，他用客家话给妻子谢梅香讲述了这次会面的情形，一面讲一面笑。接着，他又对贺子珍说：

　　“我看革命高潮要来了，有了毛委员的领导，我们今后可以有很多事干了。”

　　自从毛泽东率领队伍来到井冈山以后，井冈山变样了！沸腾了！

　　革命军第一团的伤病员首先上山。开始时，还没有红军医院，袁文才和王佐把伤病员安置在老百姓家里。

　　第一团的官兵并没有立即上山。他们先来到莲花、湖南的攸县和茶陵去打土豪和筹款。毛泽东因为脚伤，没有随部队出发，留在茅坪养伤了。脚伤痊愈以后，他才下山追赶部队。

　　在养脚伤的这段日子，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熟悉这里的地形、环境和人员的情况。他同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经常同他们促膝倾谈。对他们的身世、为人和思想，了解得比较透彻。他还与井冈山上避难的永新的共产党员刘珍、王怀、贺敏学等人多次详谈，了解永新党建立的经过和斗争情况。连生病刚愈的贺子珍，他也找过几次，听取她对怎样开展井冈山地区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还由袁文才、王佐和永新党的同志陪同，察看了井冈山的山势地形。

　　毛泽东开始住在步云山。步云山离茅坪不远，步行半小时就到了。袁文才同毛泽东熟悉以后，非常敬佩他，觉得毛泽东住得离自己太远了，商谈工作不方便，主动请毛委员住到茅坪来。永新和莲花的共产党员，原来住在茅坪的八角楼，为了迎接毛泽东到茅坪居住，他们把房子腾了出来。后来毛泽东在八角楼住的那间房子，就是原先贺敏学住过的。

　　八角楼离袁文才的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出出进进，晚上到平河边散步，或者坐在枫树旁边找人谈话，经常要经过袁文才的家。那时贺子珍疟疾初愈，身子虚弱，有时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经过，见到了，都要走过来，同她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样，态度非常和蔼亲切。有时候，毛泽东不忙，就坐下来，同贺子珍聊天。

　　有一次，毛泽东对贺子珍说：“井冈山的地理环境好得很。可以讲，现在我们搞革命有了落脚点，井冈山就是我们的落脚点。这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回旋余地大得很哩！”

　　贺子珍告诉他，井冈山附近几个县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的组织，群众发动比较深入广泛。毛泽东听了，满意地说：

　　“井冈山这几个县都是好的，你们永新更好。永新的地理条件很重要，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也比较好。你们永新的同志应该回永新去，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

　　贺子珍还同毛泽东谈起了袁文才和王佐，毛泽东兴奋地肯定地说：“袁文才是个好同志，是要革命的；他领导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王佐也是好的，要革命的；他领导的队伍，也是革命的队伍嘛！”

　　的确，毛泽东上山以后，王佐参加革命的思想稳定了，一条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半年后的1928年4月，红军第二次去湖南作战前，王佐在茅坪的一个庙里入了党。他入党后，非常高兴，逢人就爱说：“我现在也成了挂牌子（取得党员称号）的了。”对王佐的入党，毛泽东也很高兴。有一回他对王佐说：“我们现在更加是同志了。”当时国民党有的书刊把袁文才、王佐写成土匪，把他们领导的、已经改编为自卫军的队伍仍然称作土匪队伍，这完全是有意歪曲的。怎么能把共产党员说成是土匪，把有地下党领导的武装说成土匪队伍呢？在毛泽东没有上山之前，山上就有党的组织，支部书记是贺敏学。

　　以后，毛泽东把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改编为红二团，团长是袁文才，副团长是王佐，团党委书记是贺敏学，党代表是何长工。党代表与后来的政委一样，要服从党委集体领导，但行政上团党委书记要服从党代表领导。当时为了搞好团结，多安排几个职务。

　　不久，毛泽东带领一部分战士也到了塘边村。工作队安排他住到老婆婆的家里，老婆婆高兴地把堂屋腾出来让毛泽东居住。

　　毛泽东一住下来，立刻听取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们汇报。毛泽东一面认真地听，一面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记着，并不时地提出问题，比如：对这种土地分配方案，满意的人多，还是不满意的人多？满意的都是什么人，不满意的又是什么人？他们的阶级成份和政治态度如何？贺子珍对这些问题，一时还归纳不起来，她只能如实地反映：赤卫队长是什么意见，妇女主任是什么态度，贫协主席是怎么说的。看看自己没能够很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贺子珍感到羞愧，白皙的脸涨得通红，手心冒出汗来。

　　毛泽东丝毫没有责备之意，他和颜悦色地对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说：

　　“调查研究也是一种学问，学一学也就会了。”

　　于是，他结合自己多年来的体会，风趣地谈起应该如何搞调查研究来。首先是调查者自己要心里明确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什么，调查要紧紧围绕这个目的进行，否则，费了很大劲，收集到的是一堆无用的材料。另外，要特别注意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对不同的调查对象，要用不同方法。对有的人，比如说对土改的积极分子，可以开门见山，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来；要是向富裕中农作调查，就要转两个弯，因为他们的肚肠也有几个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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