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22)

二二

　　“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在这项工作中我的行动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可以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目光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

　　§出席中共一大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共湖南省委的书记之一

　　“1921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个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起过作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的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代，陈独秀关于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人有董必武、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是十二个人。当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书记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工作过的有：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杀）、李达和李启汉。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党校校长）、许白昊、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岗和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和彭湃（1929年被害）。山东省委的创始人中有王尽美和邓恩铭。”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同时也是创始人中唯一的妇女。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其成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发起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1922年5月，湖南省委—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当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做得非常少。湖南大部分大矿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学生也几乎全部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斗争频繁。1922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要铨，结果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活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翼工人运动的一个首领，这个工人运动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而且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支持了他们。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当时已经组织成为湖南省总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了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阻止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1922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

　　“我回到湖南后，大力推动工会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国共第一次合作，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四一二”事变后，毛泽东提出拉队伍“上山”

　　1923年6月，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全，他在大会上作农民问题的重要报告。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毛泽东和多数代表一起，批评张国焘等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认为必须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三届一次执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局成员之一，担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三大”后，毛泽东赴广州出席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大会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会后，毛泽东从广州到上海，在任中共中央局秘书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他因病于同年12月离沪回湘休养。利用养病的机会，他在韶山领导开展了半年的农民运动，办了农民夜校，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和中共韶山支部。

　　1925年10月，毛泽东从湖南到广州。不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毛泽东为这个刊物撰写了许多文章，揭露和反击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分裂国共合作的行径。

　　1926年5月，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亲自给学员讲课，引导学员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并重视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

　　10月，毛泽东离开广州去上海，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全国农民运动。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发言不同意陈独秀反对“耕地农有”的看法，主张进行土地革命。

　　会后，毛泽东带着农运是否过火的问题到湖南5个县进行32天考察。1927年5月，他被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

　　1925年冬至1927年春，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真正敌友，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性，初步提出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1926年3月，当蒋介石制造出中山舰事件时，毛泽东曾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力量，以武力给予坚决回击。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论述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深感保存革命武力以应付反革命事变的紧迫性，他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主张“上山”，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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