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13)

一三

　　唐宝林先生在他撰写的《陈独秀传》里认为，陈独秀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离开家乡，几十年来过着亡命的地下生活，颠沛流离，一直是反动政府的通缉对象。由于长年没有正常的饮食，他早就患有肠胃病；狱中五年生活的折磨，出狱后又得了高血压，久治不愈，时有发作。入川后，又过着贫因潦倒、寄人篱下而近乎靠人施舍的屈辱生活，加上政治上遭到一连串的失败，思想上找不到一个知音，精神上，眼见亲人一个个先他而死，这种种因素，终于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而导致了他的逝世。

　　唐先生算是国内研究陈独秀的权威，他的分析自然都有道理。但我认为，造成陈独秀死亡的直接原因有两条：一条是，陈独秀相信了本地一土医生的单方，说长期用胡豆花泡水饮用，可治高血压，故而长期坚持不辍。不料那次所服的胡豆花，是在霉雨季节里摘的，未能干透，有的已经发酵变色，泡时水呈乌黑色，味亦发苦，陈独秀不知此物发酵后含有毒性，服后已觉胃中不适。其二是，正在此时，包惠僧由重庆特意来看望他，为款待这位挚友，陈独秀叫潘兰珍去双石场割了两斤肉，他还带着包惠僧到菜地里，摘他亲手种的四季豆，中午便以四季豆炒肉招待包。由于陈独秀平日难得吃上肉，也就多吃了一些，晚饭时，又吃，到夜间就不舒服了，食物作鲠，夜不成眠，天亮前吐了一地。这一天是1942年5月13日。此后几天，陈独秀就卧床不起了，潘兰珍请来乡下郎中，烧“骨炭灰”用水服下，帮他消嗝食饱胀，也没啥效果。到18日，开始发烧、昏迷、说胡话，一直拖到了25日晚，才落了气。

　　§猪圈里有块墓碑

　　有关陈独秀安葬的情况，是吴元珍讲述的，虽说她牙不关风，我们还是听了个明白。

　　她说；“埋陈独秀那天，来了好几百人，有当官的，也有大户绅粮。双石乡公所还组织了上百个乡丁来沿途护卫，一路放火炮，点冲天铳。从石墙院到埋陈独秀的‘康庄’要走30来里路，队伍拉了好长好长。陈松年端着遗像走最前头，后面是八人抬的黑漆棺木，衣衾棺木都是白沙的大绅粮邓蟾秋送的。陈太太一路上哭得死去活来，由杨二太太和吴白林的堂客扶着，我们这些当下人的就打起花圈，跟在后头走。陈先生活时我们没觉得他有啥，死了，才晓得他了不起，连县长那么大的官，鞠躬时，还只能站在最后头。”

　　为了看看陈独秀的墓址，次日，我们步行到了城西五里处的“康庄”。“康庄”是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为避日机轰炸而修建的一处简易别墅，陈独秀生前曾在此小住过，死后，也埋在这里。

　　我们去时，墓地已经荡然无存。我们访问了住在“康庄”里的一户农民。这位社员指着门前一大块长满绿油油牛皮菜的菜地说：“陈独秀的坟圈就在这里。我把它挖出来种菜了。”随后又很惊异地说：“这两年不晓得咋个搞起的？来看陈独秀坟的人多得很。我们队长说陈独秀是坏人呀，既是坏人，为啥又有这么多人来看他？我就没懂这个道理。”

　　诗人说：“陈独秀不是坏人。”农民的眼睛就鼓得很大。

　　当我们听说他的猪圈里有一块陈独秀的墓碑时，我们马上随他进了猪圈。果真是陈独秀的墓碑。“独秀陈先生之墓”几个大字出自台静农的手笔，墓碑上端已缺了一只角，“独”字没有了偏旁，变成了一个“虫”（蜀）字。

　　我和孙先生默默地注视着墓碑，心情难以言表……因为，那块一代人杰的墓碑已被当作一块圈板石，与其余的石板一起铺在猪圈里……

　　※第二章　李大钊

　　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1905年，李大钊16岁时，应科举考试，得中秀才。后因科举终止，转入河北省卢龙县永平府中学读书。在这个新式学堂里，他开始接触新学，阅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开阔了眼界。

　　1907年夏，李大钊考入公费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北方革命党人发动了滦州起义，但不久失败，起义军重要领导人白亚雨英勇就义，临刑时，他立而不跪，视死如归，所表现出的革命英雄气概给李大钊留下深刻的印象。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王朝，但建立起的民国很快为袁世凯所窃夺。1912年6月至1912年间，李大钊写下了《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揭露了在所谓共和体制下民权的丧失，人民的苦难。开始对共和国的命运感到“隐忧”。在北洋法政学堂这个新式学校里，李大钊广泛地阅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书籍，受到了反对封建主义，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开始树立起民主主义的观点。

　　1913年夏，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并于1913年冬东渡日本求学。

　　在学习期间，李大钊将所学新知识同实际结合起来，他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政治变化。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炮制了《中华民国宪法》，并制造出种种舆论为称帝作准备。1914年11月，李大钊发表《国情》一文，驳斥了袁世凯的客卿，日本人贺长雄和美国人古德诺关于中国民智卑下，只有君主制才适合中国国情的言论，指出中国人有参政能力，能实行民主共和制。若再恢复君主制，“必欲使吾民众群起反抗无他术焉”。可看出，李大钊已具有了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1914年，李大钊在东京发起组织了“神州学社”，进行反袁活动。

　　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李大钊团结留日学生，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并担任文牍干事，负责起草通电。

　　同年5月，袁世凯政府在日本最后通牒的压力下，差点完全接受了“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自此之后，李大钊投入了武装反袁的斗争。1915年底，袁世凯宣布称帝，消息传来，留日学生总会召开会议，推选李大钊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负责反袁的宣传活动。1916年，李大钊主编《民彝杂志》，并发表了《民彝与政治》一文，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指出中国近代的落后根本原因是君主专制造成的，代议制度则是时代的要求。在反袁斗争中，李大钊以其斗争之坚决，文笔之犀利而声誉鹊起，在留学生中成为闻名一时的人物。

　　1916年6月，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死去。但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并未从人们头脑中消除。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李大钊也是这一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7月，李大钊应汤化龙之约，到北京办报。他为报纸起名叫《晨钟报》。

　　在《晨钟报》上，李大钊发表很多文章，揭露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抨击封建文化及道德伦理。

　　十月革命以前，在国内发生的重大政治运动及思想斗争中，李大钊都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并以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唤醒民众，寄希望于人民是这一时期李大钊思想的精华。他指出：对于我国思想界的消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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