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3)

三

　　§总书记的悲剧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因陈独秀当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没能参加中共“一大”，但鉴于陈独秀在新文化时期的显赫声望与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组建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重大功绩，“一大”选举他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9月，陈独秀离开广东，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王尽美、向警予、施存统等12人，代表全国党员195人。

　　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禁和森接替李达任宣传委员，张国焘任组织委员。

　　1923年6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通过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陈独秀关于国民党的领导地位的观点占了上风。“三大”宣言中写道，“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三大”选出中央局的成员是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蔡和森管宣传兼《向导》主编。

　　陈独秀在中共“八·七”会议后被停止职务，共产国际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陈独秀，从而使党内一些在大革命时期和陈独秀持相同或相似政见的人十分不满，他们逐渐结合起来，自称“陈独秀派”，为陈独秀鸣不平，并在党内搞分裂，反对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起初他们的活动遭到陈独秀的反对，陈独秀不赞成用他的名义反对新中央。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整日闭门思过。他自己说：“自1927年中国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反省期间。”他痛恨国民党的疯狂屠杀，痛骂“那畜辈良心早泯，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他不满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他的组织处理，认为是在排挤他和谭平山两个老人，甚至1928年，共产国际和中央邀他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也遭到拒绝；他对当时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深表忧虑，认为革命低潮时期，在敌人的屠杀面前，应退却与防御。

　　正当陈独秀处在苦闷、彷徨之际，他的外甥吴继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深受托洛茨基影响的吴继严向陈和盘托出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听了吴继严的话，陈独秀十分兴奋。1929年4、5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又把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革命问题》给陈独秀看。看后，陈独秀茅塞顿开。他首先发现他在中国革命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许多意见上和托洛茨基不谋而合：他曾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又要求退出国民党，而托洛茨基在1923年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是中国执行国际指示断送了大革命，而托洛茨基“早已在你们（指共产国际）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他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提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从托的文章中，陈独秀感觉找到了中国革命中所犯机会主义的根源。

　　对大革命失败根源的认识是陈独秀倒向托派极其重要的一步，这一步，使陈独秀和“陈独秀派”结合起来，并指导他们的活动。

　　1929年夏，陈独秀经常与彭述之、尹宽等人学习讨论托派文件。1929年8月1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反映了他的托派思想。在当时中国的性质问题上，托洛茨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无条件地占优势和直接的统治地位”；陈独秀说封建残余在大革命的转变时期受到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地位，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在国民党及其政权性质问题上，托洛茨基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关；陈独秀说：“我们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外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

　　在当时革命形势和策略问题上，托洛茨基认为“现在全国并无革命局势”，“革命被搁置到不定的未来了”“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提出以普遍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到来”，目前，“资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经济相当恢复”，中国革命高潮“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在革命现阶段的低潮时期，我们“应提出总的民主主义口号”。陈独秀特别热衷于“国民会议”，在10月26日和彭述之联名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

　　“把召集国民会议作为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希望通过召集国民会议这种和平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建立苏维埃，抓住大多数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对现状不满这一动力，向他们提出他们所了解所感觉到必要与可能的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的口号，指示他们一条政治的出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本身当然不能有一点幻想；可是这一口号，对于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以及所谓‘党治’、‘训政’是一个决定的革命口号；在目前反革命的时期中，只有这一口号、这一运动，才能够调动群众，才能够推动群众向前斗争，才能够动摇统治阶级的威权，并且，即在国民会议召集的阻碍中、假冒中、流产中及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中，便有无穷的斗争，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都是使我们得着广泛的机会教育本阶级及其他下层群众，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证明统治阶级无希望，打破群众对它当中任何派系的幻想，都是证明非群众的革命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不能消灭军阀战争，不能解决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

　　陈独秀的基本观点表明他已完全背离了中共“六大”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根本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反对中央领导的民主革命，把革命搁置到不定的未来，认为当前只能进行国民会议运动，从而取消了当前革命，成为不折不扣的“托陈取消派”。

　　陈独秀逐渐与彭述之、郑超麟等托派分子相结合，加紧进行分裂活动。他猛烈抨击“八·七”会议、“六大”以来的党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并要求把此信在党报上发表，因时局紧张，中共中央拒绝在党报上发表他的信，于是他又指责中央是“用专横态度来掩盖错误”，并公开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与此同时，他们到处活动，拉人转向托派，至1929年9月，成员达50多人，并自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任书记。

　　陈独秀等人的分裂活动早被中央注意，早在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就告诫全党：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已侵入党内，很可能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反对派，全体党员必须严重注意这一倾向。

　　8月，中央找陈独秀谈话，指出他的错误，并要他与托派断绝关系，但陈置若罔闻。

　　10月6日，中共中央向陈独秀发出书面警告：“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但陈独秀一意孤行，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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