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49)_孙一先

四九

　　这个研究报告做出的结论，我在若干年后才知道，感到十分欣慰。许大使和我们视察现场后，向国内报告的看法，以及我回国向周总理当面汇报中的分析，虽然是比较肤浅的，但并没有搞错。

　　至于飞机是否在空中就起火爆炸？是否被防空导弹击伤？空军专家做了否定的结论。他们认为：

　　该机空中起火爆炸的可能性，完全可以排除。首先，地面有飞机滑行的痕迹。其次，飞机残骸散布面呈狭长带状，比较集中；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散布面就会呈宽、长、散的状况。根据过去的经验，有的飞机空中起火爆炸，碎片散布面有十多公里。第三，若空中起火，飞机的燃料会很快在空中燃烧散掉，不致形成地面的大面积焚烧。

　　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从现场照片和残骸分布的情况看，该机开始接地是完整的进行了野外降落的动作，但野外降落不成功，在地面上破碎燃烧，因此，不可能是被击落的。机翼上那个大洞，是油箱从里面燃烧爆炸形成的。

　　空军专家组的分析和结论，我认为是十分中肯的、令人信服的。9月13日过后，来自蒙军和驻蒙古苏军的一些内部情况表明，他们在纵深没有发现这架中国飞机，因此不可能发射地空导弹，或者起飞战斗机拦截。9月12日是星期天，翌日凌晨似仍处于假日休息状态，苏军和蒙军的雷达站，对于那么大的“三叉戟”飞机飞进蒙古竟没有反应，表明他们的雷达或者没有开机，或者开了机也没有认真值班。更有甚者，414号界桩附近的蒙军阿沙盖图边防站，9月13日凌晨曾发现一架飞机飞入蒙境，但他们把这个消息压了9个小时17分钟才上报边防总队，而边防总队又因各种原因延误了8个小时40分钟；就是说飞机越境进入蒙古，他们的边防系统在17个小时57分钟（9月13日下午4时）以后，才上报到乌兰巴托公安部边防内务军事务局。驻蒙古苏军的防空系统看来也漏洞不小。10月底，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巴季茨基空军元帅曾到蒙古活动近一个月，检查和整顿苏、蒙军的防空系统。

　　我曾经想过，幸亏苏联和蒙古的情报不大灵，否则肯定要对这架飞机采取措施的。而且，坠毁的飞机上是否有林彪，他们也只能在事隔两个月以后“补课”。假若他们在9月13、14日派人去检查坠机现场时，就能发现是林彪，而把消息封锁起来，让蒙方既不讲飞机是否坠毁，也不讲人员死了还是活着，那就会对我国构成一个很大的压力，使我们“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不好对付。

　　§机组人员有问题吗？

　　飞机坠毁前，机上有没有发生过搏斗？换句话说，是否有人向林彪开枪，在他身上留下了蜂窝状弹孔，从而导致飞机不得不在旷野迫降？

　　中央专案组和空军专家，对飞机坠毁现场和飞机残骸进行的技术研究，对尸体照片进行的法医鉴定，对飞机机组人员的政治历史、现实表现和上飞机的经过所进行的调查，没有发现可能导致搏斗的迹象。

　　这架专机的机组，原本由九人组成：机长、第一副驾驶、第二副驾驶、领航员、通讯员、主管机械师、机械师、特设师和空中女服务员。9月13日凌晨，林彪一行从北戴河仓皇逃至山海关机场，匆匆忙忙登上飞机。当时机上只有机长潘景寅和三名机械师。机组其他人员从机场调度室旁的招待所里，紧忙跑到停机坪时，飞机已滑向跑道一端，随即增速滑跑，腾空而起。

　　飞机起飞以后，机舱里情况怎么样，无从了解，如果发生搏斗，有人开枪，既不可能是叶群、林立果及其死党刘沛丰，也不可能是一无所知的专车司机杨振刚和正在操纵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而最有可能的是三个机械师（或者是其中一人），一旦知道是叛国外逃，铤而走险，来个鱼死网破。但是，对三个机械师李平、张延奎、邰起良的审查表明，他们完全没有可能开枪。

　　李平，空勤主管机械师，三十多岁，个子不高，任机务中队副中队长，是首批将“三叉戟”客机改装为专机的人员之一，技术精湛。张延奎，空勤机械师，二十六岁，刚结婚不久，中等个头，平时寡言少语，是维护飞机的一把好手，配合李平出色地完成了多次专机任务。邰起良，空勤特设师，即负责机上雷达等特种设备，任机务中队副中队长，三十多岁，身体高挑，精明强干；256号飞机强行滑向跑道之前，是他首先发现机组人员没有到齐，主动拿起停机坪上电话，通知机场调度室主任喊机组其他人起床。在林彪一伙赶到机场登机时，邰还在机下等待，被持有手枪最后登机的林立果赶上了飞机，这时邰起良在扶梯上还频频回头观望。

　　以上三人，9月6日经团政委提名，师党委批准，成为林彪专机机组成员。9月11日，潘景寅只告诉他们有任务，留场待命。12日下午7时40分，林立果乘这架专机去山海关，他们是下午5时临时得到通知的。到山海关后，林立果告诉他们明天林彪要坐这架飞机，但并未说到哪里去。当时，潘景寅还向整个机组布置第二天早晨6时30分起床，7点吃饭，这时他们仍然不知飞机的去向。半夜12点左右，潘景寅突然叫醒他们三人去给飞机加油。正在他们准备加油时，林彪乘车仓皇逃到机场，三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上了飞机。据查证，他们过去没有佩带过枪支，这次执行任务也没有发给他们武器。

　　我看了上述的结论，一个多年的谜团随之而解。可怜三位机械师，糊里糊涂地做了冤死之鬼。后来，令人宽慰的是，1980年前后，对三位机械师的组织结论是：因公正常死亡。向他们的家属发放了有关的证明书和应有的抚恤金。

　　机长潘景寅是否可能发难，像有人怀疑的那样，在迫降时进行人为破坏，造成机毁人亡？

　　潘景寅是50年代由陆军选入空军学飞行的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在专机部队执行过许多重要专机任务。“文革”期间，武汉有名的“七二〇”事件中，他任副团长，同团长一起用伊尔-18飞机，从武汉两派群众斗争的混乱局面中，将毛主席等人紧急转移到上海一带。由于他多次圆满完成宋庆龄副主席的专机任务，有时宋出行时就指名要他担任机长。1969年，我国从巴基斯坦首批引进的英制三叉戟飞机，就是由他代表中国的民用航空局进行谈判和接收的。此时他已是空军专机师副师长。后来，他又带领新组建的空地勤人员，在广州白云机场同巴基斯坦人员一起进行该批飞机的技术交接和改装与训练。不久，他的职务改为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在专机师的三叉戟机种里，无论从职务、资历，或者专业技术等方面，都是理所当然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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