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46)_孙一先

四六

　　据有关资料记载，三十年前，林彪曾经到过外蒙古。那是他1938年冬负伤去苏联疗养，1941年10月准备返国，来到乌兰巴托，拟取道当时的“国际通道”回内蒙的大青山根据地，然后返延安。但是这条通道已遭到日军封锁，不得已改成苏联援华飞机回了延安。那时他是声名显赫的抗日名将，三十年后，他再次到了外蒙古，却成了国人不齿的叛徒。多么可怕又可悲的历史轮回！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在党的九大之后，我曾经天真地认为国家就要走上坦途了。可是，谁能想到去年出了个陈伯达，今年又出了个林彪，我们中国怎么这样多灾多难？伟大领袖毛主席洞悉一切，明察秋毫，怎么就没有看透林彪，还把他选为接班人，而且写入党章呢……

　　我忽然想到周总理看林彪等人尸体照片时的表情，明白了那不是对拍照的“欣赏和满意”，而是感到如此结局使他“宽慰和庆幸”，为整个国家和民族庆幸。总理统揽全局，身系国家安危，林彪外逃坠机事件引起的国内外巨大震动，他肯定比别人感受更为深切。总理听了我的汇报，当机立断做出了“三叉戟256号飞机系自行坠毁”的判断，使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基本上同国外脱钩，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国内问题，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这是高度政治睿智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晶化。当然，这个结论后经多方面论证，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也是正确的，不过9月22日凌晨就做出这个判断，带有一定的风险。“自行坠毁”四个字，可称得上是字字千钧。

　　在北京，总理夜以继日，力挽狂澜，从接获来自北戴河关于林彪行将出逃的消息之时起，一直到改变国庆游行庆祝办法止，无不事事躬亲处置，包括为防止林彪机毁人亡消息扩散，亲自下令控制知情范围，及时“隔离”驻蒙古使馆回国休假干部和跟我同行的蒙古族翻译小贺，……这需要耗费多少心血啊，需要有多么巨大的精力和多少个不眠之夜呢！在总理一生经历的无数惊涛骇浪中，“林彪外逃”事件该算得一次不小的“地震”吧，但在他的主持处置下，国内什么动乱也没发生，人们生活、作息一切如常，这真可谓使滔天灾祸消弭于无声之中。再过两个星期，美国的基辛格就要二次来华了，在北京他会看到什么呢？爱生事寻非的美国记者，肯定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挖掘“特大新闻”。据后来了解，基辛格来华后，随行的一个美国记者走街串巷，询问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你们的副统帅好吗？”小学生回答说：“哏儿屁了。”（北京童谚语，意思是完蛋了。）美国记者的汉语有限，当然听不懂，忙问中方陪同人员。陪同人员忍住笑，回答说：“这是小孩话，意思是挺好。”当时，全国上下对外保密做得不错，美国记者最后只能这样写：“中国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北京市民照常上班下班……”

　　第二天，10月4日上午，我带着彻夜未眠的困倦，和需待重新思考的一些新的疑团，结束了十四天的“隔离”生活，离开了正义路1号的外交部招待所。

　　§索要遗体遗物的交涉

　　从外交部招待所回家以后，我休了一个多月的假，初步学习了“批林整风”文件，11月中旬重返驻蒙古使馆。这次乘坐的是中蒙之间的小联运列车，两节车厢只我一个乘客。由于回国汇报任务完成，无事一身轻，途中与早已熟悉的列车员山南海北神侃一通，颇不寂寞。傍晚，到达边城二连，想找王站长聊聊，边防检查站的参谋说他去内蒙古军区汇报工作去了。列车进入蒙境，过了扎门乌德，天色已经黑透。我勉强克制睡意，坚持到赛音山达，想看看这里有什么动静，结果只见到车站以西山背后市区的灯光依然明晃晃的，其他什么也没有。列车一直在夜幕中奔驰，过了乔依尔才开始天亮。上午，途经巴彦苏军机场，白茫茫的雪原上，飞机仍在训飞，但起降频率似乎比9月中旬大为减少。苏军后勤基地静悄悄的，战备油罐群埋在雪里，站岗士兵已无踪影。

　　“看！快向左边看！”列车员急促地喊我。这时列车已绕过博格多汗山麓，正在驶出谷地。我马上从车窗望出去，只见在土拉河边平坦的冰雪地上，一大群灰棕色的马鹿足有近百只，或站或卧，悠闲自得地享受着冬日的阳光。它们身高体肥，其壮如牛，对轰隆隆驶过的列车毫不在意。这真正是一个奇观，我来蒙古多年只听说乌市附近森林里有上千只马鹿，但是从未见过。列车员讲：“这些马鹿是从博格多汗山松林里下来的，它们在河边玩到太阳偏西就回到山上，我们列车一年也碰不到几回，因为必须是冬天多雪、风和日丽的日子，它们才下山来。”

　　列车呼啸着抵达乌兰巴托中心车站。我回到了驻蒙古使馆。这时使馆里传达《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不久，人们心受震惊的余波还没有完全平息，加以在国外的纪律约束，“已经知道的不说，不该知道的不问”，没有人向我打听在国内干了些什么。不过，有时大家闲聊，开玩笑地假设：如果林彪活着到了乌兰巴托，找中国驻蒙古使馆的人谈话，逼着表态，而蒙方把使馆同国内的联系卡断，使你根本不了解是怎么一回事，那可真是一场灾难。但我认为更大的灾难也许是他跑到苏联去搬兵；苏联领导人把中国的内情透彻了解之后，就像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下令压在中国边界上的百万苏军大举入侵，护送林彪回到北京，当苏联的“儿皇帝”，这并非是不可能的。在中外历史上，这种情形是不少见的。据了解，周总理和军方领导人一起，在林彪叛逃之后确确实实做了防止苏联入侵的军事部署。总理当时下令在军事上做充分的准备，决不是无的放矢。

　　当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后来说：“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的飞到苏联来。”不言而喻，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莫斯科，中苏之间的麻烦就大了，也许不仅仅是一场边境冲突了。

　　1971年10月16日晚，毛主席听取关于接待基辛格访华的方案，曾对在座的熊向晖谈起“九一三”，幽默地连连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念了唐朝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并接着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后来，我归国后给一份杂志写了一篇《林彪坠机现场目击记》，篇首引用了杜牧这首诗。有的读者给我来信，认为这首诗只有前两句可以同林彪叛逃结果相类比。但我觉得，全诗更能比较贴切地显现“九一三”事件的过程，以及当时国家面临的严重局势和险恶的国际环境。

　　在使馆，我向许大使和使馆党委介绍了回国汇报的情况之后，翻阅了回国期间使馆对外交涉的文件，对索要遗体的经过知道了一个梗概。

　　9月22日，也就是我向总理汇报的第二天，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紧急约见许大使，声称受政府委托，要求中国政府在9月25日前，就失事飞机侵入蒙古领土一事，做出书面正式解释。策口气比较强硬，根本不提在温都尔汗未完的谈判，而且重新使用了“侵入”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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