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20)_孙一先

二〇

　　中苏之间，党的关系决裂，国家关系恶化，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经济全面对抗。经过两次边境冲突，又出现了军事对抗局面，搞不好，就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军事摊牌。局势是十分严重的。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毛主席通过周总理委托四位老帅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研究国际战略形势及决策问题，并让外交部派熊向晖、姚广参加“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协助陈毅等工作。“九大”政治报告中，出于对战争危险性的严峻估计，曾提到要准备苏联和美国一齐来，同它们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但在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通过各种方式同中国接触。因为美苏对立是他面临的严重问题，美国要尽快消除越南战争败局造成的影响，并挽救它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中落，要对付苏联的挑战，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中苏关系恶化的加剧，又使他的这种设想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就中国方面来说，要着重对付苏联的战争威胁，也需要实现同美国的和解。四位老帅的研究小组，从1969年6月到9月，先后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初步看法》的书面报告报送周总理。最后经毛主席同意，形成了决策性的概念：对苏联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着手同美国改善关系。据说毛泽东把这简单归纳为：打击一个，缓和一个。

　　苏联领导人自己也清楚：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几十年冷战对峙，相互保持着核威慑的“恐怖平衡”；美国正在设法从越战脱身，并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在这样情况下，苏联如果同中国开战，一旦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将意味着什么。中国有句古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苏联领导人不得不仔细考量。

　　1969年9月3日，越南人民领袖胡志明逝世。当晚，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抵河内吊唁，第二天同越南党政领导人会谈后返国。9月9日，胡志明的葬礼在河内举行。李先念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去参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率政府代表团去越南首都，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他想在河内同李先念接触，葬礼结束时，主动与同站前排的李先念握手，李未予置理。下午，越南外交部长受柯西金的委托，向李先念表示想在返国途中路经北京，与周恩来会谈两国间的紧张局势。李要中国驻越大使速报国内请示。一直没有收到国内指示，李决定去机场准备回国。将要登机之际，中国使馆参赞飞驰而来，气喘吁吁地报告说国内同意柯西金去北京会谈。李先念当即告诉了给他送行的越南总理范文同。范说柯西金一个小时前已起飞返国。柯西金乘专机经印度飞回国内途中，当专机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别短暂停留时，收到越南方面转来的消息，说中国方面肯定答复，同意他去北京谈判。据当时随行人员中的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库里克后来回忆，他们正在宾馆围着桌子喝啤酒，柯西金突然进来宣布：大家马上集合，到飞机场去。一个小时飞机起飞了，随行人员都很奇怪，这是往哪儿飞呀？说是到伊尔库次克。原来计划是回莫斯科，怎么又到伊尔库次克？这时，柯西金把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叫去，告诉他要去北京跟周恩来会谈，让他们准备一下谈判需要的材料。

　　9月11日上午10时30分，柯西金乘坐的伊尔62专机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其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等党政要员。周恩来、李先念、乔冠华等前往迎接。之后，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的贵宾室，进行了为扭转中苏紧张关系的长达三小时又四十分钟的谈判。对中国来说，在苏联重兵压境，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一方面被迫加强战备，另一方面仍然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在谈判中，周恩来建议同柯西金达成谅解，即认为中苏之间应该继续进行边界谈判，而边界谈判必须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为此双方应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项内容的协定。柯西金当即表示：“您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并说，“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正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据参加谈判的库里克后来说，周恩来对谈判做了全面而充分的准备，而苏方则是准备了什么说什么。谈完以后，柯西金指着库里克和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对周恩来说：“是他们把事情搞坏了，像咱们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所有的问题可以在5分钟之内得到解决。让我们把所有的分歧都装进麻袋里，扔进黑龙江去怎么样？”周恩来始终装作没有听见。

　　高瞻远瞩的周恩来知道，柯西金在谈判中没有充分准备而同意达成的谅解，回到莫斯科之后是会变卦的。果然，中苏边界谈判在10月20日恢复以后，苏方反对讨论签订“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定”，后来虽不得不同意讨论，却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因而，边界谈判又时断时续地、长期无效地拖下去。

　　不过，中苏之间剑拔弩张的军事对抗形势，却因两国总理的会见与谈判，而暂时有所缓解。

　　§等待蒙古“气候”转暖

　　蒙古报刊在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之后，跟随苏联大肆叫嚣，诬蔑我军侵占苏联领土，挑起武装冲突。其电台广播中，甚至模仿苏联的调子，叫嚷应该给中国以惩罚。但是，蒙古政府的态度却较谨慎，尤其在柯西金到北京与周恩来会谈之后，其外交部人员在同中国使馆人员接触中，不断做出一些微小的友好表示。据我观察，蒙古当局很怕苏联同中国的边境武装冲突进一步扩大，因为如果爆发中苏大战，蒙古领土势必成为战场，后果不堪设想；何况一年前开始的为接收中国援建工程，而设法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进程需要继续下去。但是，由于受必须紧跟苏联对华政策这个大前提的制约，蒙古当局只能在外交接触中做些友好姿态。外交关系处于一个转折，哪怕是小小的转折，都往往是从双方轻微的表态中显现出来。这也就是古书所说“知微知彰”吧。

　　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同他们进行友好的谈话，实际上是传达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对于改善同蒙古的关系，我国外交部也着手进行考虑，由于蒙方已于7月份安排我到其北部省份旅行，年底前“投桃报李”安排了蒙古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到南方一些省份去旅行。

　　这时的中蒙关系，正如毛主席那首《冬云》七律诗句：“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我们等待着中蒙政治气候转暖。

　　1970年4月底，我国外交部向驻蒙古使馆派来了政务参赞吕子波担任临时代办，着手研究解决中蒙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蒙古外交部对于老吕的外交拜会，安排得比较及时，规格也不低。我两年半之久担负临时代办的重任终于卸下。驻外使馆人员的休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取消了，1970年正式恢复，中断达四年之久。我向老吕交待了工作，准备回国休假。

　　5月一天上午，一名身着便衣的苏军少校，进入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吕参赞让我处理此事。我同办公室的小刘，在使馆里的小会议室，接待这位不速之客。这个人个头不高，黄色皮肤，身着一套不太合身的深灰色西装，神情有点紧张和拘谨。我问他：

　　“您从哪里来的？”我用“您”而不用“你”，使他感到是受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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