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15)_孙一先

一五

　　※第五章中蒙关系恶化再恶化

　　9月中旬，国内发来毛主席的“九九指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

　　蒙古报纸对北京发生的事情，起初是客观报道，后来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字里行间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的情绪。

　　§“文革”浪潮汹涌而来

　　1966年来临。冷淡的中蒙关系，虽然还没有达到零度，但也已是“二九”天气。使馆的外交活动还能照常进行，不过受到的限制和冷遇也逐渐多起来。开年之初，蒙古外交部就照会各国驻蒙使团，离开乌兰巴托二十公里以上的外出，必须事前提出申请。这种限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使馆是不会起作用的，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中国大使馆。其目的既有政治性的一面，也有实用主义的一面：为苏军入蒙而开始修筑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尽量不让中国人看到。

　　中国援蒙建筑公司继续履行双方的协议，他们的职工在国内欢度春节后，陆续返回蒙古。随着天气日渐转暖，建筑工地上又开始沸腾起来。而在友谊街东头的高地上，出现了苏联建筑兵在盖高层楼房。他们盖楼给谁住呢？不久传出苏联要增加在蒙“专家”的消息。驻蒙公司宗哈拉工地来乌兰巴托的职工说，在北面色楞格省的达尔汗，有更多的苏联建筑兵在盖大片楼房。看来，蒙古已决心让苏联建筑部队取代中国在蒙的建筑工人了。

　　1966年5月，按说已进入春季，但在蒙古街头仍是枯树枝桠，使馆院内也还是大片枯草，早晚寒气依然袭人。5月底，外交信使来后（他们每月两次来馆），张灿明大使马上召集全馆人员大会，传达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大使态度严肃，表情有点沉重，显然事前他看过这个通知。他用浓重的四川腔，把这个《五一六通知》读了两遍。散会后，回到文化处，我们几个人议论起来。通知说彻底揭露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同时“必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大家觉得事情来得突然又相当严重。小毛说《通知》没提外交界，老姜说都可以算在政府里。我回忆起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看姚文元文章时那种下意识的敏感，事情果然临头了。

　　此后，从国内的广播里、报纸上，听到看到的都是揭露和批判，以及要掀起文化革命的消息，一批批高级领导干部，以“反党集团”的名义被揭露出来、撤了职务。报纸上没有公布罪状的领导人像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未来的命运，也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使馆。蒙古报纸对北京发生的事情，起初是客观报道，后来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字里行间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的情绪。

　　7月，政务参赞魏宝善从国内休假回馆，大使夫妇和姜振忠等几人回国休假，老魏任临时代办。9月中旬，国内发来毛主席的“九九指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事情的由来是，奥地利和非洲某国的革命“左”派，给中国领导人写信，说中国驻该国大使，“乘坐豪华汽车，外交招待会奢侈浪费，……”。毛主席9月9日批示，要求所有驻外使馆来个革命化。老魏根据在国内看到的《毛主席语录》大行其道的情况，很快要驻蒙建筑公司派来木工，制作大型语录板，在对外比较显眼的墙上，都挂上了红底金字的毛主席语录。在使馆楼迎门两边的墙上，分别挂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块语录板，把楼前厅映得红彤彤的。在礼堂里与门相对的墙壁上则是一块高一点五米、宽五米的大语录板，上面分两大段刻着：“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不久，使馆举行了一次电影招待会，蒙方外交部长、和平友好委员会主席和一些政府官员，以及各界人士出席。他们一进礼堂看到这块大语录板，就有点愣神，外交部懂中文的官员显出“触目惊心”的表情。魏代办向蒙外交部长解释语录的含义，周围的官员都挤过来静听，大概是理解到没有具体指名，也就进到舞台前坐下。

　　8月初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十六条”，在使馆及驻蒙公司、友谊医院传达后，特别是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随之在全国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对我国驻蒙人员影响很大，有一些人要求在国外组织红卫兵闹革命。魏代办根据国内要求驻外单位正面学习不搞运动的指示，通过各级领导说服了这些同志，但人们的思想情绪越来越激烈化。国内发来了各种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要求驻外使馆散发。驻蒙使馆当然积极性也很高。除了外交官直接送使团人员外，还让驻蒙建筑公司、友谊医院和培才学校设法散发。

　　培才学校是使馆附近的一座华侨小学。原来是为对蒙劳动力援助的员工子弟办的，学校领导和教员都从国内派来。“劳援”被迫撤走后，这所学校转为华侨子弟小学，学校的领导班子仍是国内来的那些人，但吸收了华侨中一些年轻知识分子替代国内派来的教员。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影响下，毛主席著作成为必修课，师生们的“革命”情绪很高涨，他们把《毛主席语录》带回家，不仅念给父母听，也向蒙古邻居广为散发。

　　蒙古当局的反华宣传日渐加剧，紧跟苏联报刊反华的调子，直接指责我国的“文化大革命”，甚至点名攻击我国领导人，称毛泽东思想为毛主义，希望中国的“健康力量”能起来掌握局势。这就使两国关系由冷变恶。蒙古有关方面对中国驻蒙公司的刁难，和对培才学校的限制，都在不断加码。

　　9月，张大使夫妇返馆，主持了9月30日的使馆国庆招待会，蒙方出席人员规格虽未明显下降，但人数已大为减少，气氛也没有往年热烈。国庆节过后，我国外交部通知驻外使馆，所有人员必须分批分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魏代办夫妇在11月返国，我同其他几名使馆人员与之同行。

　　在使馆，对于“文革”只从报纸上、广播中有所了解，缺乏感性体验。因此，回到北京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上街看看。从宽街步行到王府井，街道两旁几乎贴满了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大标语，中医医院、隆福医院、科学院图书馆的大门两旁，密密麻麻地贴满大字报，内容多是批判本单位的“走资派”。从灯市西口到王府井大街，几乎所有商店的门窗和外墙上都刷满了红纸写的大标语或大字报，什么同升和鞋店、盛锡福帽店、百草参茸国药店都找不到了，据说是为了欢呼刘、邓下台，根据什么人的“指示”搞的“红海洋”。信步走进一个卖工艺品的小商店，看到小型的毛主席半身塑像做得挺精致，我指着问这个多少钱，售货员瞪了我一眼没吭气。这时，进来一个戴造反派红袖标的外地青年，对售货员讲：“我要请一张毛主席像。”售货员马上热情接待。我一看不好，再呆下去说不定得挨批，就赶紧走了出来。我一面走一面想起小时候的事：旧历年关将到，跟随父亲去赶集，为了腊月二十三日（过小年）祭灶神，父亲在一个货摊前恭恭敬敬“请”了一张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并肩而坐的像，让我用双手捧回家。……我在这种大不敬的胡思乱想中，走进了百货大楼。门窗玻璃糊满了大字报，里面黑糊糊的，买东西的顾客先对了语录才能买东西：顾客说“毛主席万岁”，售货员说“为人民服务”，或者一方说“造反有理”，另一方则说“文化大革命万岁”，然后才洽谈买什么。我既感到挺有趣，又觉得挺别扭，因为不会对语录，也不敢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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