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11)_孙一先

一一

　　※第四章 “有限主权”的枷锁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苏联给予它的支持和帮助是举世共认的，而对它的控制也丝毫没有松手。苏联的历史经验：要控制一个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党那个国家里，安置自己可靠的代理人。

　　应当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中苏之间的军事摊牌终于没有发生。

　　§俯首帖耳的领导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蒙古的国际处境空前优渥，北面是“老大哥”，南面是“老二哥”，可以高枕无忧、自由自主地从事建设。从1948—1957年，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它得到来自苏联和中国两方面的大力支援，国民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大为改善。50年代堪为蒙古的黄金时代。到1960年，农牧业基本实现了合作化，工业总产值比1940年增长了4.4倍。但是，苏联仍然是“控制你没商量”，蒙古无法摆脱“有限主权”的枷锁。

　　“有限主权论”，是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扼杀“布拉格之春”时公开提出来的，实际上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指导思想早就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之前。二三十年代，各国的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以苏联为基地的第三国际，在帮助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并指导它们开展革命斗争方面，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斯大林时代，“朕即国际”，不仅对各国共产党颐指气使，而且直接指派各国党的领导人。更有甚者，在苏联1937—1938年肃反扩大化时，在其境内和境外误杀了不少忠诚的共产党人，当时波兰共产党的领导班子就几乎被杀光。二次大战后，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相继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苏联领导人虽然几经更迭，但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的指导思想根深蒂固。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苏联给予它的支持和帮助是举世共认的，而对它的控制也丝毫没有松手。苏联的历史经验：要控制一个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党那个国家里，安置自己可靠的代理人。

　　斯大林“慧眼识英雄”，就像30年代初，选择王明、博古来控制中国共产党一样，40年代初选择了蒙古青年泽登巴尔，将他派回蒙古。

　　尤睦佳·泽登巴尔，1916年9月17日生于蒙古西北部的乌布苏省邻接苏联边界的达布斯特县，是蒙古少数民族杜尔伯特人。1929—1938年，在苏联伊尔库次克中学和财经学院学习，毕业回国后在乌兰巴托财经学校短时任教，1939年加入蒙古人民革命党。由于在苏联留学期间经人推荐，受到斯大林的赏识，回国后受到乔巴山的器重而青云直上。入党后仅一年，就被选为中委，任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继而又做部长兼国家银行行长，当时只有二十四岁。1941—1945年，还曾担任人民军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进入政治局，1945—1946年任国家计委主席，1946—1952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起担任部长会议主席，1958年11月蒙党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泽登巴尔从政之后，怀着对苏联的感恩戴德，无论国内和国际上有什么变化，他的政治指北针从来没有摇摆过，总是亦步亦趋，跟随苏联。

　　乔巴山在40年代就刻意培养泽登巴尔为接班人，甚至于把这个在军事上不甚了了的泽登巴尔安排为自己的副总司令，给予中将军衔。但是，乔巴山1952年1月逝世以后，在赫鲁晓夫1956年大反斯大林时，泽登巴尔秉承苏联的旨意，在蒙古全国掀起了一场大反乔巴山“个人迷信”的运动，大肆攻击乔巴山时期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也效法赫鲁晓夫，把蒙古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来了个大清洗，借机安插自己的亲信占据重要岗位。

　　蒙党元老之一、在乔巴山生前担任党中央第二书记的达希·丹巴（也译为达姆巴），在1954年就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后，强调发展民族工业，指出“苏联的经验不是惟一的经验”，“不能机械地抄袭和教条地搬用”，宣传中国的经验“可供学习”，认为教条主义对蒙古“有更大的危害性”，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教条主义。在国际共运问题上，丹巴指出：“宣传和平方式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惟一方式，这是修正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修正主义思想在蒙古起到“削弱民主专政的作用”。丹巴的这些言论和主张，在苏联看来显然不仅不合自己的胃口，而且有向中国倾斜之嫌。在赫鲁晓夫的策划下，泽登巴尔在蒙党内率先展开对丹巴的批判。经过几番斗争，丹巴降为第二书记（半年之后又被赶出政治局），泽登巴尔取代了蒙党第一书记职位。支持丹巴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第二书记其米德道尔吉·苏伦扎布，不久也被撤职，并被赶出了政治局和书记处。

　　达拉姆·图木尔奥其尔，蒙党十二大的中委，十三大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因支持泽登巴尔反对丹巴有功，1959年升为政治局委员。但在第二年，他又因反对乔巴山“个人迷信”过于积极，危及乔巴山时期对乔巴山言听计从的泽登巴尔的地位，被赶出政治局。后来，泽登巴尔为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故作姿态，于1962年初，又将图木尔奥其尔拉进了政治局和书记处。泽登巴尔运用“翻云覆雨”的手段使得这个“风派”人物就范，更好地为自己服务。但是，图木尔奥其尔“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主持在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大搞纪念活动，并决定在成吉思汗家乡肯特省树立大型纪念碑，为此触怒了苏联；加以当时的党中央第二书记鲁布桑策伦·曾德，想乘泽登巴尔在苏联养病之机，联合图木尔奥其尔搞掉泽登巴尔。泽登巴尔闻讯取得苏联的支持，马上返国于1962年9月召开中央全会，以突然袭击的手段解除了图木尔奥其尔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罪名是“怀疑党的马列主义性质”、“怀疑蒙苏友谊”。对于曾德，因其有过“怀疑蒙苏友谊和经互会对蒙是否有好处”等触怒苏联的言论，泽登巴尔在赫鲁晓夫的直接支持下，于1963年底的中央全会上，解除了他的中央第二书记、政治局委员职务。

　　蒙古人历来民族主义情绪比较强烈，知识分子尤甚。如上所述，这种民族情绪不时在蒙党领导集团中有所反映。苏联以“苏蒙友谊”的名义和“国际主义”的说教，加以大量派出苏联顾问，以及必要时挥舞“反苏”罪名的大棒，控制蒙古几十年，但并未能使蒙党内民族主义情绪消融。因此，它在不放松政治控制的同时，也在其他方面采取了“放长线”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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