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前后目击记(77)_亨利·莫尔

七七

　　有关这种生活水平今不如昔的话题，在越南到处都能听得到，凡是有记忆的人都有着切身的体会。从美秋到槟知的渡口上，一位四十多岁身材瘦小的男人对《时代周刊》摄影部主任哈尔斯泰讲述了他作为前政府军人在美国新墨西哥受训的情况。现在，他在一个农场工作，挖沟渠，种水稻，他的生活是否有所好转呢？

　　“我认为现在比以前好了。”他说，眼光有些神经质地向西面看了看，然后又低声说：“每个人都是这样贫困。我知道前一个政权并不好，但现在也没有指望。”

　　前南越陆军少将阮有幸是一名富有才干的副总参谋长，当时传闻他配合越共策动了军队的暴乱。然而他对西方记者重复谈论着物品匮乏的现状和北方人对他们的排斥。“即使原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也不再受到重用，许多南方干部遭到清洗。胡志明的朋友黄文欢逃往中国，以至原解放阵线主席阮有寿和总书记黄晋发也被指责。”他指着天花板上破旧的电扇。“每天都要停电，即使有电的时候也达不到规定的电压，所以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室内闷热得透不过气来。”

　　前政府的军政官员被送到志和监狱的位于西贡附近的”再教育营“去接受改造，较低级的人员则被送到更远的地方去。越共地方官员安排西方记者参观了胡志明市以北约五十公里处的K-4号“再教育营”。那里藕塘荷花，园圃宜人，似乎是一个疗养地。然而不久，西方记者便在入口处发现了一块牌子：“门票每人五盾，十岁以下儿童免费。”当记者问K-4号是否越共政府的模范“再教育营”时，而是一个由犯人修建的，为游客疗养的地方。

　　（此段末原文如此，可能缺漏）

　　1988的越历春节，越共政府释放了一千零十四名前高级政府官员，所以到目前为止，据河内报道，仅仅只有一百五十九人仍在押，而不久也将获得释放。

　　对社会制度的笃信信仰是越共政府要求每一个人无条件服从于它的统治，任何不满的情绪都可以引出被送进监狱以至杀身之祸。虽然这种严厉的措施使大多数人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南方人过去经常参与的游行活动也消声匿迹了。但是人们对越共政府的满情绪随处可见，即使那些从新制度中获得好处的得益者也并不一致。在越南军队中，大多数年轻军官也对越共的虚伪而刻板的政策感到强烈不满。“我不得不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一种难以忍受的严肃态度。”一名年轻的军官说。“我必须尊敬老人，不能去谈情说爱。得不到值钱的东西，还要做出我根本不在乎的样子来。”

　　槟知省的村民经常谈到美国飞机喷洒的落叶剂。那种药剂使他们提供主要经济来源的椰树全部枯萎了。前越共干部四十九岁的武文景的儿子已经十七岁了，但看上去只有两岁的样子，据说他是由于dioxin中毒而使发育受到了抑制。在胡志明市的自由妇女医院，阮氏玉医生说，虽然尚没有最后的定论，但赤身暴露在落叶剂中的妇女所导致的婴儿的死亡数字与那些着衣者是一样多的，并伴有明显的后遗症。

　　战争的恶魔仍然在每一个角落里游荡，十年的时光并没有使它在越南人，尤其是在越南南方人们心中淡漠下去。槟知的一条河上，儿童们在沉了一半的美国巡逻艇的船头钓鱼，甲板上的炮筒象是躲进了洗衣店；昔日繁华的头顿海滩也变得宁静下来，空旷的沙滩上躺着寥寥几个晒日光浴的苏联和波兰的旅游者，而在不远处已经倒塌的前美军兵营里玩耍的孩子们和卖小吃的越战混血儿提醒着每一个人那里发生过的事情。

　　也许有一天人们终会忘掉那场战争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因为那里的人民还比较现在和从前的越南；或许他们真的会认为这个制度确实比以前好，或者根本与以前没有什么两样。那么，今后的越南将是什么样子呢？这是很难预料的。

　　然而，我只希望它的再一次变革不会象以前那样残酷得令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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