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前后目击记(57)_亨利·莫尔

五七

　　在兰斯代尔上校主持中国情报局在越南的工作期间，我同许多教派组织的头目发生过接触，如农村武装高台教的郑世明将军、平川教派的领袖释智光等人。然而，当时我的主要目地仅限于协助吴庭艳总统与这些教派武装达成停水协议，所以对他们的内幕并不十分了解。自从阮文绍将军执政以来，许多教派武装都投靠了越共并把枪口直接对准了共和国的军队，另外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因此，美国在一方面加强对北越轰炸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绥靖工作的进行。在我把有关阮文新的情况报告给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几天之后，理查林站长指示我以个人的身份对此进行秘密调查。

　　1966年7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天正下着小雨，整个西贡好像都凝聚在一种忧郁的气氛中。我步行来到位于馆市的左关医院，走进那栋浅黄色的大楼。

　　医院的走廊里空空荡荡的，只有急诊室里停放着两辆载着病人的活动车，他们的家属在低声对大夫说着什么。一位中年的值班护士走过来，她把我当作了病人，请我到美国顾问专门诊室去。我告诉她我要见阮文新大夫，她让我坐在候诊处的椅子上等候，然后去挂了电话。十几分钟之后，身穿白衣的阮文新走了出来。

　　阮文新见到我显得非常高兴，立即把我带到他的一间私人办公室。一进门，我就看到阮文新的办公桌旁坐着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越南人正在吸着纸烟。他在我进门的时候，已经从椅子上站起身，向我迎了过来。

　　“你好，莫尔上校。”他握着我的手说。

　　原来，这个身穿警官制服的男人就是吴重孝的朋友、原西贡特别警察局的辉中校。1963年发生军人政变之后，传说他流亡到老挝去了；杨文明将军曾下达过能缉令，但后来因阮庆将军的一次政变而作废。这次在左关医院遇到他，使我深感越南政府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美国人的预料，几乎达到了令人莫名其妙的地步。

　　辉中校告诉我，1963年11月的政变中，政府卫队首先发生了哗变，并与政变指挥部取得了联系。他得到情报以后，马上驾驶一辆吉普车到独立宫接出吴庭艳、吴庭懦等人，前往堤岸特种部队的一个兵营躲藏；然而当他在凌晨三点从堤岸警察局带领一个防暴警察连赶到兵营的时候，吴庭艳总统等人已经被政府卫队押上装甲车带往西贡。第二天上午，他听到吴氏兄弟被杀，黎文金少将已经派出部队搜捕他的消息，于是他立即搭乘开往顺化的火车，然后转道进入老皖的沙湾拿吉，并在那里参加了富米亲王政府的越南军团。直到阮庆将军再度发生政变之后，他才从老挝回到越南中部的顺化市，出任顺化市警察局特别事务科科长。

　　我当时十分怀疑辉从阮正诗将军曾经指挥的第一军区那边来，是否有可以与当地佛教领袖释智光最近的活动有关。他向我解释说他到西贡的目的是办理公务，在左关医院取一份越共分子的口供及其他材料。

　　辉走了以后，阮文新告诉我，由于左关医院是一家与西贡警察总署关系密切的医院，所以在特殊病房的窗子上几乎都装有坚固的铁栏，并有警察负责守卫，所接待的也主要是由警察总署送来的越共病人或伤员。

　　“新，假如我要请你给我配制一副空孕催乳剂，想必你是不会拒绝的吧？”我故意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拿起桌上的一个药瓶摆弄着问道。

　　听了我的话，他微微愣了一下，但马上又露出了笑容说：“是陀陀古的那个舞女对你讲的吧？”

　　我点了点头：“我想你还不会因为这个把她装到麻袋里淹死的。”我有意加重了语气对他说。

　　“我是不会那样干的，但是至于她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还要看你是否觉得她真的有什么价值。”

　　“你的意思是说，陀陀古的老板有可能惩罚把他对妓女使用性药的情况泄露给他人的舞女，对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向我保证他不把这件事告诉陀陀古跳舞场的老板德焕。

　　“你知道，给妇女使用这种药物是非法的。但是在西贡，几乎每家妓院都可以从国外搞到各种春药。我在闲谈中对德焕讲了这种应用于牲畜的内分泌促进剂之后，他提出付给我很高的报酬。于是，我便花了一段时间利用兽用药注射剂的配方，成功地配制了这种用于女人的空孕剂，并加入了适量的绒膜促性腺等药物。”

　　他从桌子上拿起一份药物的配方给我看。

　　“这种药物会带来很强烈的副作用，甚至会把一个好端端的姑娘毁掉。”我把多依拉的感受告诉了他。

　　“我了解你说的那种‘好端端的姑娘’。”他狡猾地说：“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就是不会再真正怀孕，那对像陀陀古跳舞场的女人再合适不过，她们就会在任何时候都乐滋滋地对待每一个顾客，而不必担心怀上孩子。德焕告诉我，陀陀古的舞女注射了这种空孕催乳剂以后，顾客骤然增加了一倍，使他不得不通过青林帮再招募十五名训练有素的马来族肚皮舞舞女。”

　　“我经常听说青林帮这个组织，它是否专门从事贩卖妇女之类的勾当？”

　　“不，他们只是经手。几乎西贡所有的妓女都由他们经手送到妓院或夜总会去，从中他们可以获得一些酬金，据我所知，酬金的数目大约是一千元左右。”

　　“那么你收取过这种酬金吗？”我问。

　　“我只把药品卖给他们，每亳升一千五百元。”他又拿起一个装有白色晶状粉末的药瓶补充说：“你知道，虽然在医院工作，我的生活是很拮据的。”

　　我站起身对他说：“假如你一直到现在还要欺骗我，并且编造一些只能哄骗德焕那类人的借口，我感到十分遗憾，因为我在找你来的时候是把我们看作朋友，而不是企图搞你的情报。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对此保密的话，我是不会一定要知道这件事的。”

　　他吃惊地看着我，脸色有些涨红，仍然坚持说：“哈尔，你怎么能说我在欺骗你呢？”

　　“新，”我把他的配方和药瓶摆到他的面前：“尽管我对医药一窍不通，但毕竟还是知道它们的价格。如果你把配制那些药品说成为了谋取外快，那么恐怕连搞到这些药的成本都难以收回。这怎么能使人相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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