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前后目击记(55)_亨利·莫尔

五五

　　“他目前在苏黎士养病。”他显然要回避他的祖父，转身问道：“你是特别警察局的吧？”

　　民急忙站起来回答。看得出，尽管阮正诗将军已经流亡国外，但是他在西贡军界仍然很有威望。如果当初阮正诗将军不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的话，我认为他很可能在冲突中取得胜利。

　　我们坐在一起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们，他与陀陀古舞场的老板是朋友，经常到这里来，为了表示亲切，他特地到楼上为我们领来两个胖乎乎的姑娘，并交给我和民每人一把钥匙，免费请我们在那里过夜。

　　“你们的房间在二楼。”他说，一面在纸上写了他的电话，然后交给我，“请原谅，我还有个约会，你一定要给我打电话。”说完，他匆匆离开，同站在酒柜前的几个越南人说了些什么，然后一起步出舞场。

　　我转过身，开始同阮文新带来的两个姑娘攀谈起来。她们的名字叫“绒”和“江”，看上去很年轻的样子，都穿着同样的超短舞裙，白晰的大腿露在外面，脖子上戴着黑色的项圈，丰腴的胸脯高耸，显然由于没有乳罩，以致她们的奶头在薄薄的袒胸罩衫上出现了轮廓明显的凸起。像西贡其她妓女一样，她们的头发烫得很高，前发几乎遮住了整个额头。

　　“你们为什么不到前面来跳舞呢？”我问。

　　我的话使她们惊讶不已，因为很少有美国人懂得越语。在西贡，你到处都可以讲英语或法语，因此多数美国人觉得没有必要学越语。而作为一名美国特工人员和军事顾问，我必须懂得这种语言，况且同春交往的近一年里我已经能够听懂一般的句子了。

　　“我们刚刚在冲澡。”坐在我左边名叫“江”的姑娘用不合语法的英语卖弄风骚地说。她几乎贴着我的脸了，我感到她的肥硕的奶头挨到我的肩膀，同时从她身上飘过一股很浓的“梅馨”或者其它什么牌子的香水的味道。

　　“con be（小妞儿），”我仍然用越语说：“我听得懂你们的语言。”

　　她怔了一下，然后很尴尬地用同样蹩脚的越语慢吞吞地对我说：“我还讲不好越南话。”

　　“她的家在柴桢，刚来不久。”绒笑嘻嘻地用越语告诉我。

　　我明白了，这是一个柬埔寨姑娘，怪不得她刚才一直同我讲英语呢。

　　后来，阮文新告诉我，在西贡的妓院里不仅有柬埔寨姑娘，还有老挝姑娘、泰国姑娘、印度姑娘、马来姑娘，甚至还有一些白人和黑人姑娘。她们有的在西贡呆了很长时间，也有的过一段时间就转到其他国家去了。阮文新说，两年前法侨开设的斯打星都夜总会用三千美金从意大利走私商那里买了一名十五岁的波兰姑娘，专门接待美国军官和越南高级官员。这种贩卖妇女的买卖在西贡十分流行，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妓院和夜总会都从事这种生意。

　　我仔细观察之后发现，江确实有一副柬埔寨姑娘特有的脸型，高高的额骨、尖削的下巴，而且头发又黑又密。出于好奇心，我决定使用阮文新给我留下的那把标有A12记号的钥匙。

　　陀陀古的确比我去过的“人肉市场”高级得多，四面墙壁非常平整，地上铺了用棕毛或什么材料编织成的席子，漆成紫色的竹床上挂着粉红的蚊帐，一切都显得很干净；只是天花板太矮了，我伸出手就能够摸得到。

　　走进房间的时候，我发觉江一直在有意地用她肥胖而且潮呼呼的奶头蹭我的胳膊。我用胳膊向后碰了一下，想证实她那高耸的、颤巍巍的乳房是否装有衬垫，然而被她躲过了。她嘻嘻笑着，从后面抱住我的腰。我转过身揪着她的胳膊把她拖到面前。怎么？她胸前的罩衫出现了两块湿渍，很像奶水溢出的痕迹。我让她把罩衫脱掉，她照办了。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是两只硕大饱满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充满汁液的乳房，直径很深的深褐色的晕轮显然是产妇特有的。

　　“这是怎么回事？”我抓住她的肩膀问道。

　　她没有回答，脸上出现慌乱的神情，举起双手，搂住我的脖子向下按，把奶头塞进我的嘴里。我想问问她，可是还没有说出话，大股的奶水便喷了出来。她的手搂得很紧，甚至把乳晕都塞进我的口中，这是怎么回事？我被这意想不到的事情弄得莫名其妙。渐渐地，这只乳房空了下去，她又换过另一只。还是像刚才那样塞在我的口中，同时还发出像是叫喊又像是呻吟的怪声。她躺了下去，仍然搂着我的脖子……

　　终于，她平息下来，身子软绵绵地瘫软在那里，看得出，刚才她处于一种神志不清的极度性欲亢奋状态。在当时的西贡，使用各种催情剂屡见不鲜。一些妓院的老板们常常给妓女服用、注射“Thuoc bua me”（一种媚药）或者其它情欲亢奋药物，以便使她们对每一个客人都保持自发的渴望。这位柬埔寨姑娘也是由于催情剂的作用才这么亢奋吗？从她饱满的乳房看，她好像刚刚生过小孩。但是，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到陀陀古从事这种营生呢？

　　我们躺在地上，慢慢地交谈起来。尽管她的英语和越语都极为蹩脚，甚至颠三倒四，但是我还是通过她的手势和表情弄懂了她的意思。

　　她告诉我，她原来的名字叫“多依拉”，“江”这个名字是到西贡后起的。她的家在柬埔寨的大米散集地柴桢，有兄弟姐妹六人，父亲为一家碾米厂做工。一年前，她的父亲在从磅略白返回柴桢的途中，被越共分子开枪打死了，这使得她的一家人陷入极为穷困的境地。一次，她在大米包运站只几个补麻袋的妇女说，西贡有家新建的人造冰厂正在柴桢招募一批柬埔寨女工，工资是每月二千元南越币。为了谋生，她和姐姐赛邬玛及另外十四个柬埔寨姑娘在几天后登上了一辆开往西贡的卡车。然而，那辆卡车把送她们去的地方并不是什么“人造冰厂”，而是这家陀陀古跳舞场。陀陀古跳舞场的老板名叫德焕，是侨居西贡的柬埔寨人。在德焕和打手的威逼下，从柴桢运来的十四个柬埔寨姑娘全部当了妓女。多依拉十九岁的姐姐赛邬玛和其她四名柬埔寨姑娘不愿意受这种凌辱，在一个雨夜搭乘汽车逃跑了。由于她们既不懂越语，又没有钱，很快就被西贡的黑社会组织捉住送回陀陀古跳舞场。为了罚戒其她的姑娘，德焕把赛邬玛等五个姑娘毒打了一顿之后锁进一个铁笼子里，一连三天不给她们食物。后来她们被德焕以每人五十美元的价格卖给黑社会组织青林帮，由他们转卖到其他国家去了。留在陀陀古跳舞场的九名柬埔寨姑娘失去了人身自由，每个月只能拿到不到一千元南越币的“报酬”，尽管每次客人付给她们八十至一百元南越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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