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前后目击记(48)_亨利·莫尔

四八

　　潘氏谨放声大哭起来。她说，八年来她很想念她的父母，问我是否能给她的家里发一封信，让她父亲想办法把她接回去。

　　我告诉她，西贡在三年前就被越共占领了，现在已经改名叫作“胡志明市”。她父母的下落也不容易打听。不过，我安慰她说，不久我将去越南办理失踪的美国战俘的事宜，那时候我一定设法找到他们的住址，交把她这些年所受的苦难告诉他们；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要尽快帮助他们到这里来把她接回越南。

　　潘氏谨再没有说什么，只是用挂着泪水的眼睛可怜地望着我们。

　　“也许到那一天我们已经死了。”分手的时候，我听到阮氏娇小声说。

　　我们离开了艾兹瓦尔夜总会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清晨。昨晚的那个侍者领着艾兹瓦尔夜总会的老板萨米·杜兰来到我们面前。萨米老板那张黝黑发亮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他先向我们问了早安，然后用神秘而不无希望的语气对我们透露说，这里还有两个刚刚买到的十二岁丹麦小姑娘，问我们是否感兴趣。显然，他把我们当作了性变态的嫖客。我们婉言回绝了。他又问起我们那一夜是否过得很愉快。

　　“萨米，”我对他说：“要是你让两条狼狗叼住你老婆的两个奶头的话，我一定会觉得非常愉快的。”

　　没有等他来得及回答，我们就走出了艾兹瓦尔夜总会的大门。

　　外面，太阳正冉冉升起，呈牛角形的金角湾河湾口映着闪闪的金色光彩。远处声声汽笛长鸣，划破了早晨的寂静；遥望河对岸的室内大商场和古寺圆形的屋顶，在朝阳中显得有些光怪陆离——或许，只有在此时此刻我才真正看到了这些光怪陆离的世界吧！

　　然而，为什么呢？我不是在十几年里一直听到那些可怜的越南妇女的呻吟吗？我不是一直在看着她们被一批一批地装上轮船或汽车，运到世界各地去吗？！当时西贡的报纸不是一再刊登少女失踪的消息吗？甚至在那里的妓院、舞场和酒吧不是总能看到许多不同肤色的女人吗？码头公园附近的吉斯米夜总会不是以“万国美女”吸引着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和外国游客吗？为什么十几年来熟视无睹的事情，在今天却激起了我的反思呢？

　　事实上，对这样一个似乎不合情理的现象只有一个反而恰恰符合“情理”的解释：由于时代、地区和种族的观念，美国人从来没有对那种与国际法大相径庭的贩卖妇女的活动感到异常；只有在和平而理智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反省那个离开不久的过去，尽管我们多数人至今仍然十分混沌和困惑。

　　每一个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老兵，都应该记得设在西贡——堤岸公路上的“人肉市场”，或者素有“万国美女”之称的吉斯米特夜总会，并且能够轻易地回想起他们在那里度过的时刻以及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受到的充满肉欲的邪念的情形。而那两家富有典型意义而又徊然不同的妇女转换站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前者聚集了越南及柬埔寨、老挝、泰国和中国流落到西贡、在生活中挣扎的可怜巴巴的下层妇女；后者则作为这种交流贸易的结果，提供给寻欢作乐、纵欲无度的男人由黑、白、棕、黄各种肤色“炸成”的“什锦果排”。如果说当时南越政府的经济政策导致了贫困的话，那么经营色情行业的酒吧、妓院、夜总会的老板却大发横财，尤其是西贡这个世界最优惠的自由贸易港。

　　“老兄，我今夜能让你玩个痛快。”

　　这是吉斯米特夜总会皮肤黑得发亮的黑人肚皮舞舞女的声音。她们的皮肤像刨光了的橡胶，充满了弹性的肉感。然而对待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黑人士兵，她们不是撇嘴就是摇头，似乎受了侮辱一样。与此相反，那些马来姑娘和印度姑娘就没有那么乐观，尽管她们竭尽奉承的笑容使黑人士兵和韩国士兵非常满意，但是她们决不会象黑人舞女那样去为争风吃醋而大吵大闹。因为，前者从事皮肉是迫于生计，而后者却含有放纵取乐的万分。这就是我对她们的分析。

　　“吉斯米特”(kismet)这个社会世界都能够见到的国际性名字，毫无疑问地招唤着每一个冀求在女人肉体上一逞雄威的男子。它们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就是：那里的舞娘一律穿着露乳的或者完全袒露上身的超短裙。当然，更进一步的交易也在所不限；而西贡的吉斯米特夜总会与设在美国、意大利、日本、香港、土耳其等地的吉斯米特夜总会不同的地方在于：你可以在那里随心所欲地提出你的要求，让她们为你跳什么舞蹈，甚至还可以像预订商品一样用电话告诉老板你对接待你的姑娘所要求的种族、年龄、身高和三围尺寸等等，即使你异想天开地提出预订一个处女而又不在乎金钱和时间的话，那么你是决不会失望的。

　　在西贡吉斯米特夜总会的丑闻中，最使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吴庭艳政府办公室董理郭从德用十名越南少女交换两位希腊姑娘，并最后使他自己招致杀身之祸的事情。当时，越南政府内部的腐败显然已经不是少数人所为，上至吴庭艳总统的胞弟吴庭儒等高级官员，下至普通警察、士兵，早已司空见惯。正如1961年12月14日《天主教证言报》所说：“它（吴庭艳政权）本身就是造成激起公愤的条件。”

　　无论从年龄还是从地位来说，郭从德在吴庭艳政权中都属于实力派或元老派。他在出任政府办公室董理以后，以他的“田地改革”、“垦田区计划”、“稠密区试点”等措施奠定了他的地位。在一次“垦田区”中心部署会议上，我见到了这个个子矮小、面颊消瘦的中年男人。他把荒芜的地区说成土沃、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乐园，以此诱使贫民离开城市进入那里垦荒。吴庭艳总统当即表示赞同，认为这样可以大力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并宣布这一计划为“国策”。

　　“德是个疯狂的家伙。”当时出任南越政府“定居顾问”的阿尔弗莱德·卡尔丁诺这样说。他反对郭从德用诱骗的方式使贫民离开城市，因为那样会使（并且不久也得到证实）那些被骗去的人千方百计逃出“垦田区”，带有强烈的愤慨和不信任的情绪涌回城市。

　　时隔不久，郭从德又说：“散居在穷乡僻壤的农民，必须置于政权的法度下。‘稠密区’的地点，必须设置在有利该区及周围地区安全的地带，即设置在水陆交通便利的机动区域内。”

　　1959年初，芹苴隆美郡“稠密区”试点，南越政府军、保安军三个营对永顺东、方平、隆治、社番等进行了扫荡；同年5月又对隆美隆平、永祥等地发动扫荡，仅六年就杀死八十八人。他的这个强制性的计划虽然在治理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然而那些本来就已经贫困如洗的越南农民，却不由自主地站到了越共的一边。他们普遍存在一种想法：多生产粮食为什么？反正也吃不饱，说不定哪一天还要坐牢。这一切，促使南越农民对土地盘生产完全失去了兴趣。西贡——堤岸附近的农民如同潮水般涌入城市行乞，迫使吴庭艳政府不得不成立“反行乞委员会”。

　　尽管如此，大量的农民还是不断地向城市渗透，这就更加剧了西贡、堤岸、喜定等地的三十万小商贩和贫民生活的动荡不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即使是身强力壮的男子也不得不加入乞丐、匪盗、贩毒的行列。而女人们，尤其是那些年轻标致的姑娘，则毫无选择地涌向“人肉市场”。

　　位于码头公园的吉斯米特夜总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的。与尘土飞扬、垃圾如山的西贡市区相比，吉斯米特夜总会完全成为另外一个世界。每到黄昏，从那栋灯光闪闪的楼房里传出地道的舞乐、成群的美国、南朝鲜、澳大利亚、台湾的军官和士兵及越南中、高级官员或公职人员向那变幻绚丽的霓虹灯方向走去。在他们当中，我不止一次看到身穿质地考究的黄色亚麻凉服的郭从德悠然地出入于吉斯米特夜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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