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前后目击记(17)_亨利·莫尔

一七

　　龙夫人显然对再返回牢房极为恐惧，她不顾一切地抱住艾伦少校，无论如何恳求把她带走，甚至跪到地下哀求。艾伦少校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给吴庭谨联系，这件事在吴庭谨与陈金宣之间推来推去，直到傍晚的时候，吴庭谨才不耐烦地通知艾伦少校，那个案件是越南情报部门的事务，请美国人不要从中作梗，至于保释龙夫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我们找到了顺化市警察局局长，请求他对龙夫人给予“特别照顾”。

　　顺化市警察局局长根本不承认对龙夫人进行刑讯。“她是自己坦白的。”他肯定地说。“虽然她是越共要犯，但是政府还是准备宽恕她。你们不必听信一些人散布的谣言，我们对待象龙夫人这样有名望的妇女决不会动用刑具来审讯的。”

　　看来，再在顺化市呆下去已经失去意义了，我们便乘当晚火车赶回西贡。

　　“我从来没有为什么人保管过照片册。”武玉阁强硬地对陈金宣说。“至于你们所说那位龙夫人，与我并不熟悉。倘若她坚持照片册在我这里，那么请她出示证据好了。”

　　“其实证据已经有了。”陈金宣拿起一份4月2日的《民主报》。“你能解释一下这篇消息和照片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吗？”

　　武玉阁傲慢地把报纸推到一边。“作为报馆，我有义务对消息的来源予以保密，而问题在于消息是否真实。假如问题出在捍造事实上，我要对此负责。请问，那篇消息是否真实？”

　　“当然有问……”陈金宣忽然停住了，他发现武玉阁盯住他的目光后面隐藏着什么东西。

　　“那本照片册肯定在他那里。”武玉阁走后，陈金宣对我说。“他的语气非常坚决，说明他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因此我没有过分谈论下去。”

　　我同意他的看法，并且十分担心武玉阁会把照片搞成复制件，那将使我们无法控制。为了避免那种情况发生，陈金宣立即请示吴庭懦布置对武玉阁及《民主报》进行监视，严防照片复制品流出。

　　此后的几天，陈金宣使用了各种方法劝说武玉阁交出照片册，并保证今后为《民主报》提供可观的经费支持，但是都被武玉阁拒绝了。

　　武玉阁是西贡十分有名望的人士，与民主领袖潘光诞、议员范文桶、阮文寿等人形成一股社会势力，因为在政府中派系斗争（尤其是军队内部亲法派系与美将领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不能采取象对待龙夫人那样的办法对待他。

　　然而，陈金宣还是决定对武玉阁施加压力。他雇用了二十名北方难民在一天上午冲进《民主报》报馆，捣毁了电器、桌椅、门窗和电话。这件事引起了武玉阁的反应，他立刻伙同其他几家报馆的主任、主编一起找到了新闻部长陈正诚进行交涉，因为有一名难民为他们提供了捣毁报馆者得到特别警察部门指使并领到津贴的证据。在吴庭儒的授意下，陈金宣秘密派出人员，准备伺机暗杀武玉阁。

　　就在事态愈演愈烈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件使我们重新获得了希望。武玉阁17岁的女儿在堤岸遭到黑社会组织的绑架，作为con tin（肉票），赎金高达85万元南币。

　　17岁的武氏娟是西贡改良戏剧团的演员，在乘坐汽车时被四个武装匪徒强行架走。匪徒的目标显然十分明确，在武氏娟被绑架的当天下午他们就把赎票送到《民主报》报馆，限令武玉阁在5天内交纳赎款。据当场的目击者证明，绑架是由堤岸一个叫作天地会的黑社会组织所为。

　　武玉阁非常清楚，如果他在期限内不交纳赎金，他的女儿将遭到什么样的命运。他没有报告警察局，尽管那笔高额赎金使他手足无措。

　　一个越南特工人员向中央情报局西贡站提供了这个消息之后，科奈恩中校立即布置西贡站所有美国与越南特工人员进行营救活动。为了使这次行动不致失败。科奈恩中校一方面对警察局严格保密，另一方面准备了85万元南越币，以防万一在5日内没有结果便代武玉阁交纳这笔赎金。

　　“无论如何要保证那个姑娘的安全！”科奈恩中校强调道。“假如行动没有把握，就暂时不要暴露我们的目的，另外，一旦因此被警察方面发现，马上改变成为一般收集情报的行动以避免他们的介入。”

　　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工作进展还是异常缓慢。当时西贡正处于一个极度混乱的时期。原法军改编部队、亲美的政府部队、警察部队、民间武装游击队、各教派武装及从北方撤下来的东京民兵等都各自为政地聚集在西贡——堤岸四周，甚至两条街道之间也分成了不同的防区。这些给黑社会组织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而事实上，在政府和军队中也有许多黑社会组织的成员。

　　4天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得到有关被绑架的那个姑娘的消息。看来，我们只有把赎金交给绑架者这一条路了。

　　然而，当我在一名越南特工人员的陪同下把85万元南越币的赎金放到武玉阁的面前时，他竟然以一种鄙夷的态度把钱推到一边。“我们素不相识。”他说：“我不能接受这笔钱。”

　　“武玉阁先生，”我郑重地对他说，“我们有确切的情报证明你无法付出这笔高额赎金。明天就是期限中的最后一天，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接受这个来自真诚朋友的帮助，使你的女儿早日脱离危险。”

　　听了我的话，武玉阁感到很恼火，他拍着桌子对我喊道：“你们是怎样知道我女儿被绑架的事情？谁给了你们权力调查我的财产？如果你们真象你刚才说的那样是‘真诚的朋友’，那么就让告诉你们消息的那伙人把我的女儿放回来就行了！”

　　武玉阁是我进入越南以来遇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中的一个。他们对所有的外国人都具有一种戒备感，总认为来自外国的帮助存心不良。这种情绪表现得极为强烈的就是吴庭艳和胡电明两个人，他们甚至无论何时都对他们的盟友加以防范，以致后来的领导人一直保持着排外的态度，直到最后他们的盟友与他们决裂。

　　我知道与武玉阁继续谈下去也不会取得什么结果，便同那名越南特工人员向他告辞，走出《民主报》报馆。那个时候我们是非常狼狈的。在武玉阁强硬态度的感染下，所有在场的编辑和记者都嘲弄地望着我们，似乎我们就是绑架者派去的。

　　“你们不必这样讨好他们。”在返回驻地的路上，那个越南特工人员愤懑地说。“如果用这些钱的一半就去雇佣帮会组织，照片早就找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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