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前后目击记(7)_亨利·莫尔

七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接受了一个当时最危险的任务，即：利用我能够讲法语的便利条件，化装成法国商人混入河内，具体指挥“平”小组进行活动。

　　“平”准军事小组是卢西恩·科奈恩中校负责，通过一个忠于保大政府的正常“北台越”组织起的由十三名越南人构成的行动组。早在我到达河内之前，他们就已经由美国海军萨宾上将的第九十八特混舰队送到海防登陆，而陈纳德将军经营的以台湾为基地的民用航空公司在更早些时候为“平”小组把武器从西贡偷偷运送进了海防。

　　1954年9月中旬，我乘坐民航运输公司接运法侨难民的C-41飞机到达了河内。

　　当时的河内正处于一个狂乱的时期，到处挤满了没有地方住的难民，住房和伙食都非常昂贵，人们的神经越来越紧张，每当入夜便可听到冷枪的声音。正象兰斯代尔小组以日记形成撰写的1954年6月—1955年8月准军事小组活动报告中所说：“使人们回忆起了我们拓荒的苦日子。”

　　越南人民多数信仰佛教，非常相信占卜和星象，他们在结婚、为小孩命名甚至日常生活中经常以此为指导，基于这个原因，我向兰斯代尔上校建议让菲利普中尉利用星象学进行心理战宣传。在他的具体负责下，一位名叫赵定的爱国者编写出一本历书，另外一些越南著名星象学家也编写出预言历书。历书对越盟领导人和活动作了可怕的预言，而对吴庭艳总理的新政府则说了吉祥的预兆，并预测将在南方实现统一。

　　这些历书被空运到海防，然后送到北方城镇销售，或者偷偷运进越盟地区。我十分高兴地看到越南平民争相查阅历书的情形，难民的数字急剧上升，无论住在城市的居民还是从农村涌入河内、海防的人们，都迫不急待地想逃往南方。这种情况非常出色的帮助了“平”小组的活动，所以他们只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便成为普通公民，表面上从事日常的民事活动，我利用这种有利时机，把供给“平”小组的武器和设备隐藏到北方还不受越盟控制的地区，下一步就要尽最大的可能充分利用越南人对中国的来源已久的仇恨心理，制造更大的动乱，以便削弱隐匿于中国共产党羽翼下日渐丰满的越盟的影响。

　　在美国新闻处处长乔治·赫绅尔的密切合作下，很快就拟定了一些对越盟军队和河内政府进行心理战的新战役，即加深越南人担心中国在越盟统治下实行占领的心理。对于越南人记忆犹新的1945年中国国民党部队在入越受降时的残暴行为，许多包括越盟的人员都怀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当时以中国国民党卢汉将军率领的陆军第一方面军进驻越南北部接受日军的投降，断然以波茨坦公告为理由拒绝了在河内总督府悬挂法国国旗，因而导致了中国军队与法军及支持法国的东京民兵发生了武力冲突。好战的陈修和将军警告法军驻北越司令萨朗：“……（如果）法越之间发生冲突，中国的军官和士兵肯定会站在越南方面同你们作战。”经陈的授意，中国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命令一三〇师“清除”在海防登陆的法军。由于大部分东京民兵在那次战役中站到法军一边，所以一三〇师的在击败法军远东舰队之后迅速对海防南面的建安、建水、涂山等地进行了血洗扫荡。他们每到一个村庄便把男人全部杀光，把女人集中到一起进行强奸，然后对她们施行活埋、火烧、剖腹等残酷的报复。这种有失人道的行为使许多越南人对中国存下了恐惧心理，尤其是中国军队在1946年交防法军，更激起越南人有似被出卖了的怨恨。

　　基于这个心理基础，我们根据一个偶然事件精心编造出来一个悚人听闻的谣言。

　　那个偶然事件发生在1959年7月7日吴庭艳刚刚从美国返回西贡的当天，那时，法军已经从东京湾地区的天主教省份发艳和南定撤走，越南天主教民兵大量北上到河内和海防，要求得到枪炮以便挺身出来与越盟作战：他们对法军撇开不管的做法心里充满了气愤。就在这个时候，两名美国军官阻止了女民兵要用手榴弹袭击守卫仓库的法国部队的计划。女民兵说，她们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经过安排，由海防的中国商人为她们提供了食物。然而，其中一个中国商人把安排在他家里的五名女民兵用掺入饭食的药物麻醉，给她们戴上沉重的镣铐送入设在他家楼房内的秘密地下防空洞里，对她们轮流施以强奸和蹂躏。获得这个情报之后，“平”小组海防分部立即派人到河内与我接洽，于是一个新的黑色心理战计划形成了。

　　9月23日，我和八名携带武器的“平”小组成员由河内到海防之时已经入夜，在一位争取过来的越盟警察的带领下，我们迅速赶到南朝门，包围了那个中国商人的住宅。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平”小组就轻易地解除了那个中国商人两个保镖的手枪，把他们同中国商人一起捆了起来。由于中国商人不会讲法语和越语，审讯由懂得汉语的越盟警察来进行。那个肥胖的、已经开始谢顶的中国商人在被匕首割下半只耳朵之后，马上指出了设在佛像后面的暗道出口并交出了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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