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前后目击记(2)_亨利·莫尔

二

　　法国人戴拉·比沙勒在《中圻和北圻的现状》一书中描述了“象踩”的情况：

　　“当监刑的官员当众宣读了那名将受刑妇女的‘罪状’之后，人们抬起一块盖在地上的木板，露出一个刚好使一个人能够坐下来的深坑，把眼蒙白布、双手反绑的‘淫妇’带来放进坑里，然后由司象牵过一头经过专门训练的大象往坑里踩下，直到‘淫妇’粉身碎骨为止。”

　　由于国势的衰竭，中国人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对越南的统治只限于令其承认隶属的地位而已。这时候，来自欧洲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踏上了这块青竹遍地的土地。在从此以后的八十多年中，越南成为高傲的、把越南人、尤其是越南妇女视为动物的法国人的乐园。

　　富尔在《百多禄传记》中说：“如果当时法国人是真心帮助百多禄（即越南）的话，那么在十八世纪末叶，我们就可以在越南已经建立了保护制度，而不必在以后使用战争了。”

　　法国人发现，越南是个资源丰富、人口稠密的农业国，有着足够的良好条件成为一个为法国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并为之倾销商品的地方。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生活无落的城市贫民，不得不把自己最后的财产——劳动力出卖给法国人，而形成一支新的雇佣劳动者队伍。而在这个新的劳动阶层之中，越南妇女的人数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1913年巴黎出版的《安南人民》一书中说：“安南妇女非常有才华，她们从来不拒绝做任何困难的工作。”

　　越南妇女的劳动效率的确很高，能够很快掌握许多熟练工种。当时的法国人也认为：“对于各种精密、复杂的机器，安南妇女和儿童都操纵得出人意外地好。”然而，尽管妇女从事同男子一样的工作，得到的工资却远远低于男子。

　　之所以法国人被越南人深恶痛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国人从来没有把越南人看作是与他们自己一样的人类。这一点表现的最为典型的就是1937年在河内举行由法国总督戴萨尔主持的“研究工人计日工资专题会议”的“标准化分配额”。会议认为：“一般安南工人每日生活费只需二十五分，其中，大米八分、盐四分、蔬菜四分、房租三分、药费三分、衣服六分、纳税一分。”从这里，不难看出法国人对越南人所持的态度。

　　北圻棉纱公司经理杜布列说：“要挑选一百条狗是不容易的。至于苦力，我只要伸出一根手指头，就立刻有成千个跟你们同种的苦力代替你们。”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法国人对越南妇女不仅从经济上表现出来，而更多的是表现在对他们精神和肉体的欺凌方面。北越领袖胡志明写到：“无论在什么地方，妇女们都不能免受侵略者的暴虐行为：在街上、在家里、在集市上或农村里，她们到处都碰到统治老爷、军官、军警、海关人员和车站职员们的残暴行为。”

　　我有幸在布鲁科利图书馆看到一本H·L·詹姆斯著的《在安南国土上》一书，从而有可能对法国人在这块土地上的行径与美国人后来支持的那个政府作一番比较，因为詹姆斯在他的书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当时法国人在越南的一些情况。

　　1.南定纺织厂

　　南定纺织厂是北圻（北越）最大的纺织厂之一，建于1900年，那里正式的工作时间是每天十五小时。由于过长的劳动时间和连续的劳动强度，女工们疲惫不堪，经常发生被机器碾过致死或者轧断手臂的事故。在法国人看来，那些女工根本不需要什么劳动保护和福利享受。她们在忍受所有的苦难中，最难以忍受的是女性特殊的苦难：处罚、殴打、调戏和奸污。每当听到法国工头特利肃先生的名字，她们就会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1931年，新闻记者罗布报导过特利肃先生的暴戾行径。

　　“南定纺织厂大约一千名女工中，有个名叫贝氏娃的十七岁的女工，她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一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厂方丢失了一个纱团，约五、六百克，偷者是十五岁的女工海。

　　“为了不受处罚，女工们都提前十五分钟来到厂里。这是避免因迟到一分钟而被扣掉二、三分钱的最好的办法。人们看见海已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被绑在柱子上了，谁也不敢问，因为怕被怀疑是海的同伙。

　　“突然，特利肃先生来了，人们四散跑开。为什么要跑呢？谁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犯什么错误，只是怕工头怀疑自己同情海。跑得最快的是贝氏娃。工头看见了，大声喝道：‘小丫头，来！’

　　“贝氏娃蹲下，瘦棱棱的双手捂住脸，身材高大的特利肃先生走过来，用鞋尖猛踢贝氏娃的肚子。小姑娘倒在地上抽搐，不能动弹了。当特利肃先生发现她不省人事的时候，才叫来一辆人力车，问明贝氏娃的地址，让人把她拉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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