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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两小时后我已经在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上了,我一面喝酒一面哭,直到睡着。我多么希望我没有乘上电梯下楼去啊。对不起,爸爸!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头很痛,但在服用了晨间的安非他明后就去见那美国老板。对他来说,像对其他许多没有意识到我吸毒的人一样,我只是显得有些亢奋激动而已。他招呼了我一声:“喂,斯蒂芬!”我就开始工作了。奇怪的设备,我心里在想,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几星期前的面谈经过是这样的:“这么说你是特里的朋友了。你三个星期后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我突然意识到他们连我的姓都不知道。老板转向他的同事问道:“我们可以把这个孩子派到哪儿去?”不久我就上了去柏林的飞机,除了知道一周工资二百英镑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到柏林后,另一个说话圆滑的美国人在机场接我。他让我住进了一家高级旅馆。“想要什么尽管要,包括女人。记在我们的账上。”他微笑着说。三天里我除了吃喝和玩德国女人,什么事情也没干。三天后我的美国朋友来电话说:“你要到科隆夫一趟。”在科隆同样的事又发生了,只有一样例外,我和新东道主一起去看的是女同性恋表演。从科隆又到汉堡。每晚都把我带到人人胳膊上都挎着个漂亮女人的豪华晚宴聚会中去。

  我问一个老板,我是否可以让女朋友从英国来这儿。他的回答是:“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年轻人,痛痛快快玩就是了!”第二天琼就到了,一夜之间就把模特地的工作给辟了。这种一切花费报销的生活一直继续到被召回法兰克福总部的那一天。原先那个老板正在看着一张世界英语国家的地图,看看可以把我派到哪里去,因为我不会说别的语言。我想问我们干的是什么买卖,但是忍住了,不愿丢掉这份工作。“马耳他,我了解马耳他。”我建议道。“好主意,”他答道,“和乔治一起去。”他把我介绍给了一个大约三十八岁的伦敦人,说好了乔治开车把我和琼送到马耳他去。

  我们正谈着的时候,我母亲打电话到办公室,我接过了话筒。她的话是:“坏消息,斯蒂芬。爸爸今天早上去世了。”老板向我表示了慰问。“想请多久的假就请多久的假吧。以后再坐飞机去和乔治会会。你是个勇敢的孩子。”勇敢?我想道。真是可笑。我听任弟弟保罗照看将死的父亲。我因为童年时没有人在入睡前给我讲故事而惩罚父亲,让他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咽气。

  我们商量好和乔治在瓦莱塔的排尼基饭店见面,然后琼和我就飞回英国去了。琼回到她父母家中,我则去取在国外时停放在托特里奇宅子车库里的汽车。在大门口,我六岁的女儿特莎迎接我时说:“爷爷病了!”“在天堂了,亲爱的。”我阴沉地答道。特莎对我说她妈妈开着我的车出去了,但我很快就在当地的一家酒吧里找到了和朋友一起说笑的她。当我大声叫喊着说“把车钥匙给我。我爸爸刚刚去世了”时,整个酒吧一下子静了下来。“那又怎么样?”她冷冷地答道。我感到极其伤心,真想宰了她。

  在父母家中我看见爸爸的棺材放在饭厅的桌子上。我痛苦万分,用了大量兴奋剂,结果一切都像在一部被夸张了的由我扮演主要送葬人的电影里的情节。我神志迷糊地竟然躺在了棺材盖上。服用了这样大量的安非他明,我无法理解父亲已经去世。过度亢奋又使我哭不出来。一个多小时后,姐姐安妮特从瑞士回来了,我、两个弟弟、母亲,加上父亲的遗体,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最后一次团聚在一起。安妮特坚持要打开棺盖,我们好看到并记住父亲。想到要看到他的遗体,我惊恐万分,跑进洗澡间好再去吞点药丸。

  母亲跟着我走了进来,求我道:“看你爸爸最后一眼,你用不着药丸。”她拥抱着我。“把药丸扔了,爸爸会希望你这样做的。”在短短的一刻里,有母亲搂着我,我感到了安全,就把所有的药丸全扔进了马桶里,然后下楼去看我死去的父亲。不久,当地的犹太教士来打开了棺材。我惊奇地看到父亲样子非常安详。他一切的痛苦全都消失了。他不再有赌注上的输赢了。

  没有了兴奋剂,我很快就把自己锁在了一间卧室里,抱着一瓶白兰地喝得人事不知。第二天,我们把父亲埋葬在沃尔瑟姆大教堂犹太人公墓里,尔拉姆共济会分会的三十个成员全都向他致了最后的敬意。由于某种原因,爸爸的共济会分会给了他他的妻子和儿女所不能给他的东西。当棺材慢慢落人坑里时,我抛下去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爸爸,我真的爱你,你是我没有得到的唯一的爸爸。”当其他的送葬人离开了以后,我独自在父亲的新坟旁呆了一会儿,我哭着,感到他的灵魂随着劲风而去。后来在公墓吻别了母亲,我乘出租车直接到了机场,在那儿和琼会合。现在我决心不再吸毒,没带任何兴奋剂去了马耳他。我已经决两天没吸毒了,对我来说这是个世界记录。

  整个飞行过程中我一直在睡觉,在到斯利马的旅馆去的出租车上时也在睡。以后的两周中,我多数时间似题非睡地呆在床上,在停用安非他明对身体产生的影响下处于半迷糊状态。猛然停用安非他明改变了我,现在我只想吃和睡。这种倦怠的感觉延续了好几个星期,但随着时间的过去而逐渐减轻。

  在我老是睡觉的情况下,琼就在对面的海滩上消磨时间,晒得一天比一天黑。她浓妆艳抹,粘着长长的假睫毛,看上去总像是直接从时装杂志上下来的样子。一个月过去了,乔治却仍然没有到,但是至少我已经清醒一点了,开始大胆到外面去。一天我去到伊莎贝拉三年前在那儿去世的吉拉德街。我感到难过,但这是一种正常的难过。没有了安非他明的影响,一切看上去是如此不同。尽管现在戒酒喝得很多,但现在我是多年来第一次在没有兴奋剂的扭曲下看马耳他。

  事实上,在我未喝醉的情况下,我已经开始注意到像大海和小渔船这样普通的事物,差不多已经回到了人类之中。没有了和妻子的叔伯或堂表亲的深仇。没有毒品的影响,你并不希望有这样的战争。渐渐地我酒甚至也唱得少了,有时晚上上床前得意地对琼说,今天我只喝了一瓶白兰地。这仍然是饮酒过度,但比起过去的年份来,我的行为就像是与外界隔绝的修道院里的僧侣。多少年来我第一次开始看报,惊奇地读到爱德华·希思①在选举中获胜,现在是英国的首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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