瘾(6)_斯蒂芬·史密斯

六

　　此后的几个月，我和二十来个疯子一起生活在这间病房里，他们里面有些人我记得很清楚。阿伦是个画家，瘦高个儿，有一头疼曲的黑发和肮脏的长胡子。他永远穿着黑色高领套头衫，宽松耷拉的长裤和凉鞋，整天画别的病人。他总在削铅笔，要不就是像画家常做的那样举着铅笔量比例。画好每张画以后，他把它们小心地放进一个灰色大夹子里。阿伦从不说话，也不让任何人看他的画，我认为他是因严重的抑郁症住进病院的。

　　另外一个人是“其死掉”先生，他整天在休息室里转来转去，嘴里念念有词：“我真死掉也不在乎。”一面重复同样的字句一面自己在笑。他整天老从开着的窗子里爬出去，在草地上行个屈膝礼后再爬回来。“其死掉”个子不高，二十几岁，总穿着医院的层衣。他拒绝穿鞋袜，绿色的贝雷帽一直拉到盖上耳朵。

　　最吵人的病人是胖胖，一个大约五十岁的女人。她体重肯定有二百八十磅，两个奶子大得像西瓜。她不戴胸罩，大如茶托的奶头撑着绷得紧紧的尼龙套头衫。胖胖一天到晚不停地吸烟，用吸剩的烟头点燃新的一根烟。烟灰总是掉在奶子上，每次她穿过房间去把又一个燃着的烟头扔进垃圾桶时，烟灰便从如子上掉到地板上。她走路的时候裤子出溜下来，露出屁股沟来。她常常会和“真死掉”撞个满怀，对他大嚷：“滚蛋！”而他总是说：“我真死掉也不在乎。”对此她会咆哮着说：“那你就去死吧。”一面身子往开着的窗子前她老坐的椅子里一靠。她手里总抓着几包香烟，如果新来的病人问她要烟，她的回答永远是“滚蛋！”实际上她从来没有说过任何别的话。

　　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是罗杰。他大约四十岁，头已经全秃了。警察发现他凌晨两点时在大街上乱转，被带进来时穿着一身邮递员的制服。他失去了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除了医生或者护士走进屋子里来的时候，他整天什么也不干地坐在那儿。他一看见他OJ就会跳起身来，一个劲地对他们说他不是邮递员，他的名字也不是罗杰。

　　在屋子的一角坐着多琳，一个三十岁的漂亮女人，有着金黄色的长头发和蓝色的眼睛。她身材很好，穿一件黄色紧身套头衫，连胸罩上的针脚都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坐在一张矮椅子上，就能顺着裙子看见她穿的白色裤子。当她张开两腿时我能看见她的阴毛。她的金发不是染的。多琳很少说话，但是有一次她对我说，她不愿做定在下星期的脑前叶切除手术。她非常害怕这个脑手术，大喊：“我不愿意把我的脑袋给切开！”

　　除了些耶稣会员、俄国特务和一个整天洗手的男孩外，还有另一个常客，我管他叫钱串子先生。他是个有钱的纽扣制造商。我认为他住院是为了逃避对他的诈骗指控。他是个英俊的男人，穿着昂贵的套服和钨亮的皮鞋，这使他看上去更像个医生而不是病人。他一天中大多数时间都在看专门给他送来的报纸。偶尔他也和多琳说话，在护士不注意的时候企图挑逗她。他总是开开心心的，不论谁问他要烟都给。他唯—一次面露愁容是在有一天护士递给了他一封信以后。

　　我们全都整天坐在那个房间里，天天如此，望着墙上大钟的指针转了一圈又一圈。晚上我们听卢森堡电台播放的埃弗利兄弟或汤米·斯蒂尔的音乐，他们好像每晚都播放同样的音乐。只有吃饭和送药车来到时才打破这单调的局面。这样过了两星期，正当我开始琢磨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第二天某个纽沃姆大夫要开始给我治疗了。

　　第二天晚上八点，所有的人都下班以后，纽沃姆大夫才来叫我。以前我在病房里见过他。他是个英俊的、身材修长的澳大利亚人，肤色很深。他咧嘴微笑时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浓密的黑发每一细都整整齐齐。他总是穿浅蓝色的套服，系鲜亮的黄领带。他微笑着向我介绍了自己，让我跟他沿一条安静的长走廊走去，把我领进了一间治疗室，从里面领上了门。这个房间四壁空空，只在当中放了一张高睡榻，上方吊着一盏灯，像一间手术室，让人看了很害怕。大夫指着睡榻让我躺下。

　　他从一个小黑箱子里拿出了注射器，给我打了一针。我马上就觉得晕乎乎的，好像飘了起来。房间仿佛变得越来越大，站在面前的大夫越来越小。纽沃姆大夫态度和蔼地问我为什么要抢提包。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时我感到他的手在揉我的肚子，他叫我放松。我记不得他提出的别的问题了，但我确实记得他说：“你会喜欢这个的。”一面拉开我裤子的拉链和我口交。我感到自己勃起了，还没明白过来就达到了性高潮。他告诉我不要有负罪感，而要享受其乐趣。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的性高潮，我感到很害怕。我不知所以，第二天就到年纪比较大的高级顾问医生巴尔金大夫那里去申诉。但是，唉，他自己也是个同性恋者。他仅仅对我说别让自己胡乱想象。我父母来看我的时候，我求他们让我离开这里，但是我是法院命令进这个疯人院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尽管我一再恳求，这种情况仍继续着。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喜欢上打针后的这种晕乎乎的感觉，加上纽沃姆大夫总是注意不让我有负罪感，性高潮也变得其乐无穷了。

　　这个大夫如何能够厚颜无耻地干出后来的事情，确实让人感到难以置信，但是他设法安排让我到伦敦中区去和他相会，并在他位于肯辛顿的公寓中过了一夜。到他给我车钱让我到伦敦西区去时，我早已不再抗议，非常激动地坐上拥挤的地铁到了皮卡迪利圆形广场。

　　在电影院门外闪烁的霓虹灯广告下咧着嘴微笑着等我的，是纽沃姆大夫和他治疗抢提包的最新方法。他带我进了附近一家小酒店，虽然我还不到年龄，他们还是把酒卖给了我们。我们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他递给我一粒小小的黄色药丸，说：“我要你今晚玩得真正开心！”又说：“这会让你感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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