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感动(30)_熊育群

三〇

　　§照亮雪域藏地的一盏明灯

　　从郎达玛灭佛导致王国的分崩离析，到古格的兴佛，以佛法立国，带来一个盛名远播的王朝，历传二十八代后，又到古格的一朝毁灭，这片土地上演的盛与衰的历史剧，都紧紧联着一个“佛”字，其昌盛在于佛法，其毁灭亦在于佛法。

　　客观地审视一个教派，不难看出，佛教教人积德行善、不杀生，它代表的是人类天性中善良的一面，也是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最高法则和艺术，与如今人们提倡的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时兴口号不谋而合，前音是从人的本性生发开的，后者则是现代社会破坏环境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不得不妥协的结果。前者反应的是人性，后者反应的是理性。应该说，这样一种教旨的教派于人于社会都是有益的。但人性又有贪婪、凶残的一面，它威胁着善的生存。善与恶的争斗几乎贯穿了人类的历史。当两类不同信仰的人走到一起，几乎无一例外，善者莫不以悲剧告终。这真是佛的悲哀！人性的悲哀！

　　信佛者没有竞争的法则，以身饲虎是他面对强者恶者的态度。其最终的结果是走向毁灭。善要生存必须靠恶，但善变恶了，善又焉存，佛教的只求来世的做法，无疑又走向它的反面：不能善待自己，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它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沉重地套在信徒们的头上。放弃了对于现世的追求，等于放弃了进取和探求，等于脱离现代文明。

　　意希沃来古格后，兴建了一座规模最大、也是后来最具影响的寺庙托林寺，他以该寺为驻锡地，讲经著述，弘传佛法。

　　据文献记载，这座大殿是仿照吐番时期藏地的佛教大寺桑耶寺的布局建造的，象征着一座巨大的佛教密宗曼陀罗（山称为“坛城”），它的中心方殿象征着须弥山，四向的四座小殿分别代表着佛教的四大部洲，四角高耸的小塔代表着护法四天王，中心方殿主供遍知如来。大殿的外圈则由四大殿、十四座小殿组成，各供有佛、菩萨、度母、罗汉等塑像。

　　如今，这些塑像已经全部被毁，但从残存的佛像台座和背光上，还可以想见当年的辉煌。其中最大的一尊强巴佛像的背光，高达七米左右，同类的大塑像在古格王国故城的殿堂中也曾有建造，这说明当时这一带流行塑建高大的佛像，表明当时的古格工匠己具有高超的技能。

　　此后，古格一座座寺庙相继建成，大小达二十五座之多。

　　阿底峡在托林寺期间，古格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大译师仁钦桑布，那时他已八十五岁高龄。

　　仁钦桑布是古格当地人，十二岁出家，后被意希沃选中，成为古格派往迎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学习的二十一名青年之一，由于不适应迦湿弥罗炎热的气候，又遇到瘟疫流行，派出的二十一名青年，仅有他和一位叫做玛·雷必喜饶的人活着回来了，仁钦桑布在意希沃的大力支持下，从印度、克什米尔一带迎请了许多佛教高僧到古格，与他一道进行佛经的翻译工作。

　　据传，阿底峡到托林寺后，刚开始，这位大译师对比他小一辈的阿底峡不甚信服。当认识到这位尊者果真是名不虚传的大智者时，从此，大译师拜他为师，虔诚之至。

　　在阿底峡指导下，他闭门苦修了十年。《青史》载：“译师也听从尊音教言，作了三层门道，于外门上写道：在此门内，如果我生起一刹那的贪恋世间轮回心时，诸护法当粉碎我头！于中门上写道：在此门内，如果我生起一刹那的为自利心时，诸护法当粉碎我头！于内门上写道：在此门内，如果我生起一刹那的凡庸的分别心时，诸护法当粉碎我头！”

　　大译师因此而获得殊胜成就，享年九十八岁。他翻译了十七种佛经、十二种论、一百零八种怛特罗（密宗经咒）。西藏佛教把他视为一条界线，他和他以后翻译的密宗经典，被称之为新密咒，而把他之前的叫做旧密咒。

　　阿底峡在讲经、译经的同时，还在托林寺写下了著名的佛教著作《菩提道炬论》（又译作《菩提道次第明灯》）。他对于当时西藏西部佛教教理，修持戒津的规范化、系统化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阿底峡在托林寺注了三年，后被迎请到卫藏地区传教，历时九年，直到老死西藏。后来，他的弟子仲敦巴创建了佛教四大派之一的噶当派。

　　这一个时期，古格成为西藏西部佛教文明的中心。来自克什米尔、拉达克、印度、尼泊尔等地的艺术家和工匠汇聚古格，修建寺庙，塑造佛像，绘制壁画，兴起了一场“文艺复兴”活动。

　　托林寺最为辉煌的时刻，是公元一〇七六年（藏历火龙年）所举行的“火龙年大法会”。这次大法会为了纪念阿底峡尊者的逝世，从卫藏各地及阿里三围，无数的佛教信徒赶来赴会，掀起了佛教复兴运动的一次高潮。会上，来自乌斯藏、纳里速、朵甘思等藏地诸部各大寺的高僧争相辩论，传授显密。

　　会后，一百六十多人先后前往天竺、迦湿弥罗等地求学佛法。他们学成后大多成为了西藏佛教译经大师。

　　走出去的同时，迎请高僧更加频繁，先后有八十多位天竺僧人被迎请入藏。卫藏各地相继兴建了大批佛教寺院。

　　郎达玛火佛后西藏百年“黑暗时代”中，古格点燃的这盏明灯，终于照亮了雪域藏地，也从此确立了古格在西藏“后弘期”佛教史上的神圣地位。后世将阿底峡的进藏与这次火龙年大法会的召开，作为西藏佛教“后弘期”复兴、并从阿甲进入到卫藏的重要标志，称之为“上路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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