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泊罗霄(3)

三

　　§是进？是退？向西？向南？毛泽东和余洒度第一次交锋

　　正当起义军准备一鼓作气按原定计划进攻长沙时，冷不防，一支暗箭从侧面疾速射来。

　　这支箭是邱国轩放的。

　　邱国轩原是黔军王天培的残部。王天培溃散后，邱国轩率一团人在修水一带为非作歹。工农革命军到修水后，赶跑邱国轩，又杀了他一个营长，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后来余洒度突发奇想，欲收编邱部，未曾想到邱国轩欣然应允，于是，一股臭名昭著的土匪摇身变成了工农革命军。

　　9月11日，红日西斜，残阳如血，余洒度端坐马上，率师部和第一、四团向长寿街进发。

　　忽有士兵来报：“不得了，前面打仗，邱团长带着马弁大声喊杀！杀！”

　　余洒度一笑置之：“打仗不喊杀喊什么？”

　　稍顷，又一士兵捂着肚子来报：“第一团打散了！”

　　余洒度这才滚鞍下马。然而，邱国轩部已从两翼包抄上来，将所有军需物资席卷而去。

　　第一团惨败，余洒度仿佛挨了一问棍，傻了眼。

　　以师参谋长身份指挥部队的钟文漳号啕痛哭一番，不告而别。

　　紧接着，像有传染病似的，各路大军纷纷失利——

　　9月14日，三团在东门市遭敌袭击，损兵折将。

　　9月17日，二团在浏阳被优势敌人包围，仅存一营人马。

　　作为秋收起义的参加者，何长工后来回忆到这段历史时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

　　“现在看来，进攻长沙是相当冒险的，是当时急于报复的进攻战略。

　　“这次也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些改编的部队非混编不可，非有我们的骨干不可！否则，也不会有四团的叛变，结果吃了四团的亏，等于把国民党的一支别动队弄到我们后方来了。

　　“再有一点教训，就是没有一个目的地，没有一个落脚点，没想到家安在哪里，何处是归宿。”

　　各路兵马怀着沉痛的心情，陆续到了浏阳的文家市。

　　9月19日晚，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温度骤然升高。整个通宵，教室里争吵不休。自从前敌委员会成立以来，前委会议第一次出现这种现象。

　　师长余洒度首先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位黄埔军校三期的毕业生对农民出身的毛泽东颇有点瞧不起，他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取浏阳，攻长沙”。

　　应该说，余洒度与当时中央的观点还是一致的，就在这次会后的第四天，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新任特派员任粥时到了长沙，同时带来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要苏、余继续向长沙进攻，长沙立时举行暴动。

　　孙中山曾经分析人有三种，一种人是先知先觉，一种人是后知后觉，还有一种人是不知不觉。

　　毛泽东当属第一种人。当中央还在固执地留恋苏俄革命成功的道路时，毛泽东早已发现了中国革命的另一条道路。他将目光转向了广袤的农村。

　　所以，当余洒度说了一大通理论来证明他的观点时，毛泽东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不知从哪儿找来的皱巴巴的地图，指着罗霄山脉的位置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方。”

　　会议开始以来一直没有说话的卢德铭也站了起来：“毛委员说得对。现在交通要道的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我们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毛泽东心头一宽：有了总指挥的支持，前委作出的决定就能付诸现实了。

　　第二天清晨，集合起一千五百余人的队伍，毛泽东向部队宣布前委作出的把部队开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的决定。

　　9月20日，这支队伍跟着毛泽东离开文家市，经萍乡向湘南转移。

　　文家市，成为中国革命转折点上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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