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活来-我与世界级企业巨头的对话(109)_郑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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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九

　　“网机只是我们工程的一部分，我们还要自己建基站，基站既有硬件又有软件；而且还有网关、服务器、交换软件、服务器软件，等等。这些做完后，你还要联机调试，做大量试验。首先从小规模的技术试验做起，证明了基础参数以后，还要做大规模的技术试验，再做用户试验和商用试验，光是试验我们就在中国折腾了近三年。”

　　硅谷不惩罚失败，失败过的人反而受到重用；硅谷像个宽容的王国，接纳那些半疯半骗横冲直撞者。硅谷里的人很普通，哪怕是微软的创始人，哪怕是诺贝尔奖的得主们，但硅谷将他们造就成为一代巨头眉为硅谷流出来的血是冒险，硅谷呼出来的气是创新。

　　1984年夏天，《人民日报》连载了一本书，叫《硅谷热》，这深深吸引了年仅26岁的王维嘉。当时，他还在中国科技大学读无线电专业硕士学位。“这是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写的一本有关硅谷人创业的书，里面有惠普公司的创业故事，也有苹果公司的创业故事。《人民日报》连载了大约一个月。我看了以后，特别激动，那个夏天，我有个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的大学同学回国来把那本书的原文也带了回来，我把原文整个又读了一遍。第二年我来到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读博士学位。”

　　来到斯坦福大学，王维嘉先后师从于世界自适应信号处理及神经元网络的鼻祖Bernard Widrow博士，卫星及移动通信的权威Bruce Lusignan博士和计算机局域网及Internet网络理论奠基人之一Fouad Tobagi博士等。王维嘉在斯坦福大学不仅学到很多知识和做学问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被斯坦福大学的创业精神所感染。

　　“创业需要很多自信，你见得多了，神秘感就没有了。我觉得到美国读书最大的好处就是长见识。斯坦福大学是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地方，有27个人。你在教授食堂吃饭时，也许你旁边坐着的一位干巴老头就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教我的每一位教授都是某个领域里世界的权威和泰斗。你看多了以后，便会认为这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到保罗·艾伦（微软创始人之一）公司里打了两年工，那里有很多在世界上第一个发明这、发明那的人，和这些人接触多了以后，也没有觉得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

　　“办公司也是这样。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出去创业的人有很多：太阳公司的创办人是我们系的硕士生；网景公司的创办人Jim Clark是我们系的教授；Yahoo！的创办人杨致远也是我们系的学生；思科创始人——那对夫妻是我们系管计算机的。”

　　“斯坦福是硅谷最重要的源泉，这个学校最重要的系就是我们这个系，我们是斯坦福Double E（指Electric Engineering：电子工程）的学生。中国人创业最好的条件就是我们这些学生，如果我们这些人不走出来创业，就太对不起老天爷了。其实，出去创业也没有什么神秘感，你只是敢去做就行了。因此，我创业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

　　“硅谷不惩罚失败，这里从来没有人会说，‘瞧，那小子办公司没有办成功。’如果有人敢去办公司，大家就会对他很敬佩，哪怕他失败了，也会对他很敬佩。有些人因为失败过，去找钱时，反而更容易了。因为风险投资商认为你已经替他付过了学费。”

　　“硅谷创业的人很多，就像撒种子，100个公司创业有10个做成功，有两三个做成像思科公司这样的，就不得了。美国社会非常鼓励创新。对中国来讲，鼓励创新其实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不是说你希望大家创新大家就能创新。这要看社会能否做出很多平衡来。比如说你要想鼓励创新的话，你就要容忍那些半疯、甚至是半骗的人。你要是不容忍那些“边际人”的话，真正的创新就出不来。你要想让非常有创新的人能够脱颖而出的话，你必须要容忍比创新的人做得更过火、过头的人。对社会而言，包容性一定要非常强才可以。假如你给人定下千篇一律的要求，这对创新就非常不利。这对一家公司也是这样。这对讲究控制的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硅谷根本不缺钱，腰里揣着绿花花钞票的风险资本家四处可见，但他们一个个老谋又深算，他们不看你的技术、不看你的产品、不看你的计划，只看你这个人。

　　“1993年初，我与几个伙伴准备开始折腾办公司，我们是在我家书房里开始筹办的这家公司。我们一开始做模型、写软件、搭硬件都是在我的书房里进行的。1993年11月我开始找钱，正好这个月的周末硅谷有个网络工程师学会举办一个风险投资的讲座，我也参加了，碰巧著名风险投资商、美籍华人陈健文也来做演讲。演讲完后，我跟他说我们现在有项目，他是否有兴趣，他只给了我一张名片，对我说，你给我打电话好了。”

　　“然而，我给他打了一个星期的电话，他没有在家，我就每天都给他留一条言，但他没有给我回。一个星期以后，他才给我回电话说，你过来谈吧。我过去与他交谈后，双方的感觉都很不错，以后就这么谈起来了。1994年7月，我们顺利地得到17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陈健文现在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此前，他曾创建了Proxim公司，该公司现在已是无线局域网行业中首屈一指的美国上市公司。我们俩人在一起工作了7年，我和他已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后来跟我说，他之所以一个星期后才给我回电话，是想考验考验我，如果他不回电话我就放弃的话，我肯定做不成事。”

　　“风险投资就是看人。有的风险投资商做法更绝，你给他计划，他根本不看，他就是和你吃饭，了解你这个人，如果你人行，他就给你投钱。有两个从哈佛大学毕业的人，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去寻找风险投资，当风险资本家把他俩的计划看完后，却对他们说，你们的计划是一个垃圾，不可能赚钱。但是你们这两个人非常不错，我给你们俩人另一份计划，你们来做，我来投资。”

　　“因此，在硅谷融资时，idea（想法）不重要，市场不重要，技术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人。原因很简单，因为靠风险投资创业的就是‘敢死队’，前面根本没有路，你必须自己拿着镰刀和斧头披荆斩棘去开路。我朝东南方向走就可以发现金矿，但前面我碰上狼了，过两天我碰上一条河，我还得过河，再过两天我还得翻山，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每天都有危机，每天都有风险。这就跟长征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够坚持到胜利，说明你的素质好。所以风险投资商都要看人的素质，人的聪明程度，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反应灵敏度，人的知识能力，你能招到人和你能团结人的能力。”

　　“并不是说别的因素不重要，但人是最重要的，然后他们才看这个市场大不大，然后再看你的技术。这个世纪高科技的竞争，纯粹是人才的竞争。我们对此体会得特别深。在硅谷，idea（想法）满地都是，钱也非常容易找，但是你想找好人却很难。如果一家公司能把最好的人招进自己的公司来，做什么都会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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