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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〇


  对这段往事,杨沫这样纪实道:

  白杨到北平拍《圣城记》时,经过在北平军调部工作的周扬,找到了正在党解放了的张家口工作的我,中断了八年的姐妹关系终干联系上了。我写信向她叙说我在党领导下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如何愉快地工作,如何打游击,希望妹妹能到解放区来。她回信告诉我,因要赶拍《八千里路云和月》去上海。从此又断了联系,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后 。我们姐妹才在北京重逢,此时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了。

  就这样,白杨在北平赶拍完《圣城记》,未及与久别的姐姐见上一面,即返回上海,向《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编导史东山报到。

  史东山,这位涉足影坛、剧坛二十多年的电影编导和戏剧导演,谈起编导《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意图,他感慨万端对白杨说:“胜利以来的种种现象,使我感到无比的伤痛。”

  白杨自然也有同感:“看到民不聊生,不少同仁失去了工作的机会,过着贫病交迫的生活,心里很不是滋味。”

  拍摄工作很快就开始了,这是“昆仑”成立后开拍的第一部影片,白手起家,条件很差,一切设备因陋就简。但是,摄制组成员紧紧团聚在一起,谁都不叫苦叫累。

  摄制工作有条不紊,白杨很快进入了角色:

  就读某大学的女学生江玲玉(白杨饰),只身寄居在上海姨母家中。“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她看到许多热血青年走出学校,相继抛弃温暖的家庭,奔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江玲玉也激于民族义愤,冲破了姨父母和表兄周家荣的阻挠,毅然参加了上海影剧界组织的救亡演剧队,登车踏上了征程。

  演剧队陷入敌军重围,扮成庄稼人的演剧队长周峰,率同江玲玉、高礼彬(陶金饰)及琬芳、小赵、小侯等,从村里逃出。雨声中突然袭来枪声,敌人追来了。

  江玲玉等纵身跳过一道断墙,藏身墙下。可往另一处跑的小赵被敌人击中两枪,猝然倒下了。大伙围拢过去时,小赵已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喃喃地说:“告诉我的爸、妈,他们也算是抗战阵亡将士的家属了。”

  江玲玉和青年音乐家高礼彬随演剧队辗转各地,同甘共苦,你帮我助,一起学戏,一起读书,互相勉励,逐渐产生了爱情。经长途跋涉,千辛万苦,大伙一同到达了重庆。

  高礼彬因劳累过甚,营养不良,病倒了,然而,甜蜜的爱情使玲玉与礼彬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之中。

  不想,玲玉的表兄周家荣也来到了重庆,他假借“公务”名义,大做投机生意,用金钱向玲玉追求诱惑,玲玉毫不动心,婉言拒绝。

  不久,日本投降了,在庆祝胜利的狂欢中,玲玉与礼彬举行了婚礼。此刻,周家荣又来了,他俨然以接收大员的身份,飞到上海“接收”去了。而为八年抗战流血、流汗演剧队,经过重重困难,好不容易乘大木船去“复员”。

  玲玉与礼彬抵沪去姨父母家,看到周家荣靠“接收”大发横财,穷奢极欲,不可一世。而玲玉、礼彬只能靠着朋友帮助,赁住在一间直不起腰的阁楼上。洋洋自得的周家荣竟责怪玲玉自讨苦吃。玲玉则对周家荣的卑劣行径深恶痛绝。

  当了记者后的玲玉,了解到周家荣竟以一老年寡妇的丈夫在敌伪时期“开过铺子”,“卖过东西给日本人”为借口,霸占其房子,将她撵出门外。

  玲玉满腔悲愤,严词痛斥道:“这个世界,都象你们这样搞下去还成世界?明敲暗诈,强夺霸占,人人在切齿痛恨你们,人家被逼急了,稍微发几句牢骚,你们就把帽子套在人家头上,常常一个一个的人被你们不知道拖到哪里去了!你们就不想一想,一个人欺侮了人家,还不许人家诉一声苦,是多么野蛮残酷的事,这简直连人性都没有了!你居然也嘴上挂着什么“民主”、“自由”,你简直是在糟蹋这两个词。”

  《八千里路云和月》一经公映,立即受到广大观众和社会舆论的热情称道。

  报刊纷纷评论,说它“继承了战前国产片的优良作风,而且将中国的电影艺术向前推进了一步”;田汉撰文称它“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遥在新加坡从事新闻工作的夏衍,称摄制组“你们是光辉地全胜了”。

  白杨正是其中的这样一位全胜者。她以生动的艺术形象,赢得了观众的称颂,称她战后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银幕上,预言她将在银坛上有空前的突破。

  《八千里路云和月》刚刚拍完,又一部日后空前轰动的影片要白杨去主演,编导蔡楚生、郑君里来找白杨,约她到马思南路周公馆,周恩来要找她去谈新片的摄制问题。

  战后大上海的黄昏,到处充满着嘈杂、混乱与不平。

  白杨应约踩着点来到周公馆,蔡楚生、郑君里等均在座。一见面。周恩来肯定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拍摄,说白杨饰的江玲玉形象很不错。接着便询问《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摄制设想。

  周恩来郑重地说:“希望这部片子,能概括出抗战八年,以至战后今日的社会面貌,能成为照出两个世界、两种人生的一面镜子,引起全社会的注意。”

  出了周公馆,白杨一头埋进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剧本中:

  远处又传来隐隐的炮声,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夜晚。

  素芬与忠良并坐在床头。油灯已熄了,清冷的月光漏过窗棂,照在他俩身上,花花点点。离情别绪杂乱地萦绕在心头,他俩没有一点儿睡意。

  素芬似有干言万语要倾诉,临了却一句都说不上来。忠良终于依恋地说:“今天晚上又是这样好的月亮,可是我们就要分别了。”他看看手表,“现在是十一点,素芬,你记住,以后每逢月圆的晚上,在这时候,我一定在想念你们的……”

  “……”素芬哽咽着。

  忠良又问:“记得吗?”

  素芬拭了把泪水:“记得,我一定永远记着你的话。”素芬点着头,泪水象断了线的珍珠,扑簌簌掉下来。忠良吻着她的头发,又给她擦着泪水:“素芬,我会永远想着你们的。”

  第二天,张忠良便随救护队在烽火中离开上海。

  月朗星稀之夜,正是忠良向素芬话别时信誓旦旦说“一定在想念你们”的时分。月儿悄悄地透过山城一所华丽公馆的窗户,窥探到张忠良正拥抱着王丽珍在钢丝床上鬼混;月儿又悄悄地探视着孤岛上海素芬寄居的陋室,素芬正倚坐阶前,遥望园月,呆呆地盼望着丈夫归来。

  从家乡到上海后,生活的重担全落到了素芬的身上,白天在难民所里给孩子们洗衣,夜晚一面给婆婆熬药治病,一面照管离爹的抗儿。整天过着累死累活、半饥半饱的生活。

  到了黑云吞月、风雨雷电交加的夜晚,雨大屋漏,满地是水,脚下简直成了大水塘,祖孙三代顶着席片,焦灼地等待着天明:“唉,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天亮呀!”

  听到回答的是愈来愈紧的狂风骤雨。

  ——这就是上集:《八年离乱》中的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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