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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五


  1940年夏秋之际,《长空万里》公映。之后白杨又参加开摄阳翰笙的《青年中国》。

  《青年中国》摄制组,荟萃着一群志气相投,风华正茂的青年艺术家:

  白杨女士,芳龄20年,人称“超级明星”。

  魏鹤龄星座,堪称内在、质朴,表演自然的典范。

  24岁的陶金,白杨“中旅”时代的同事,已有七、八年舞台与银幕的表演经验。

  科班出身的项垒,年方25岁,能编、能导、能演。近年带着陈嘉庚的南洋救亡宣传队,涉足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演出了一系列抗战节目,刚刚回到陪都重庆,便开始参加拍摄《青年中国》。

  还有吴茵、阮裴、袁蓉等女同胞们,一个个青春焕发,斗志正旺。

  摄制组全体人马在导演苏怡的率领下,从重庆市中区到了澄江镇,进行拍摄。都是救亡演剧队的同仁,拍的是自己的生活,演起来得心应手,真实自然。

  陶金饰的队长将一支抗敌宣传队,带到了国统区的一个偏僻的山村。白杨饰的女宣传队员沈晓霞正开始帮助一个陷入窘境的老大妈……

  “咔嚓”一声,水银灯突然灭了。

  山城响起了防空警报。

  一群敌机突然窜到重庆上空,轰炸开了。全城防空,连着停电。

  《青年中国》的摄制工作又搁浅了。

  过了好些天,暂时解除了防空警报,好不容易可将影片《青年中国》继续拍下去。刚拍几天,胶片又拍光了,因交通堵塞,供不应求,摄制工作又停顿下来。

  趁停拍空隙,白杨来到阳翰笙处,听说阳翰笙编剧的《塞上风云》虽拍出来了,但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多方阻挠,至今不让公映,白杨很是气愤和不理解。

  阳翰笙十分敏锐地说:“《青年中国》的摄制,迟迟进行不下去,也不是偶然的。看来,往后我们对那两个官办的电影厂(指“中电”和“中制”)不能过份依赖,我们得筹建一个自己的剧团。”

  白杨听了异常兴奋:“那我们就有了自己的舞台,有了演出的主动权了。可是——,当局能让你搞吗?”

  阳翰笙笑道:“当然不能由我出面搞剧团,我们要找一个进步的无党派人士,要找一个既有演剧组织能力,又能应付错综复杂的险恶环境的能人。小杨,你猜猜这人是谁呢?”

  白杨一下想到了一个人,便脱口而出道:“应云卫!”

  阳翰笙笑着点点头。又对白杨说:“这是个民办的剧社,一切都得白手起家。正式开办前,还得设法筹措些资金,可能要先演个卖座的戏。”

  “什么戏呢?”白杨问。

  “好像是根据小仲马的《茶花女》改编成的《天长地久》。

  “那我能不能参加?”

  “你当然要参加!至于演什么角色,你去问应云卫吧。”

  白杨回到《青年中国》摄制组不久,应云卫就跟来了。他首先动员项垒、阮裴夫妻俩脱离“中电”,加入由他“民办”的剧社。项垒夫妇欣然同意。

  白杨也表示离开“中电”,但应云卫却说:“你还得在‘中电’。因为,一则‘中电’不会放你;二则我们也需要你留在那里。当然要请你来参加剧社的演出。这样拿着官家的薪俸来为民营剧社演戏,何乐而不为呢?”

  一席话,把白杨说通了。

  接着,白杨来到剧社开始排演《天长地久》。毕竟是熟门熟路,尽管条件十分低劣,白杨等人还是很快将《天长地久》搬上了舞台。

  白杨饰的徐曼丽,出身贫苦家庭,因找不到生活出路而沦入烟花巷中。她以聪明美貌搏得了贵族和富家的垂青。然而,资产阶级只不过把她当作玩物。

  徐曼丽的内心充满痛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她结识了贵族青年胡亚明,他同情她的遭遇,他俩真诚相爱着同居在郊外的别墅。

  亚明的父亲发现后,深恐地位低贱的徐曼丽毁掉儿子的前程,便趁亚明不在别墅时,以威胁恐吓和苦苦哀求,迫使徐曼丽断绝与亚明的来往,并给亚明写了一封绝情信。

  不明真相的亚明见信,以为徐曼丽忘恩负义,便狠狠地骂了她一通。身染肺病的徐曼丽被折磨得卧床不起。当她奄奄一息时,亚明才明白真相,与她双双拥抱。徐曼丽和亚明永别在热烈的拥抱中。

  人头攒动的国泰大戏院一派凄然,多少人在暗暗抽泣。白杨、项垒等掀翻了观众感情的大海,激起了滚滚的波澜,猛烈地冲击着资产阶级的腐朽和伪善。

  当帷幕徐徐落下时,这种心底的波澜又化作了排山倒海般的巨响,震撼着国泰戏院,溢满大街小巷。

  《天长地久》一经公演便轰动了山城。卖座盛况空前,售票数超过了以往四五倍。观众与日俱增,白杨等连着演了两个星期,国泰戏院里场场爆满。

  白杨主演的《天长地久》演出了水平,扩大了影响,也为文委创办一个民营的中华剧艺社筹措了一定的资金,应云卫便忙开了。

  不料,正当应云卫忙着张罗筹办剧社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

  周恩来怒不可遏,亲笔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山城,简直成了鬼蜮横行的魔窟,白杨与其他许多同仁一样,感到蒋介石控制下的陪都,已是无可救药的了。

  “小杨,我们走吧!”是章泯在唤她。章混是著名艺术家,话剧运动的奠基人,曾给白杨导演过话剧《刑》,互相较熟。

  白杨问道:“上哪里去?”

  章泯没有回答,只管抽着烟卷,一会儿,他说道:“去一个你想去的地方。”

  “什么地方?”

  “过一会你会明白的。”

  白杨随着章泯到了剧人们居住的张家花园六十五号,进了戏剧评论家葛一虹的住处,见沙蒙、舒强等同仁早就聚集在那

  里了,章泯一坐下,就让大家议论一下如何离开重庆,去延安的事。

  白杨一听就来了精神,她曾接待过从延安来的同仁,听说那边报推崇苏联斯坦尼的表演体系,空气明朗,风气很正,人们精神愉快,心情舒畅,可以淋漓酣畅地去宣传抗战,白杨早就渴望能上延安了。

  章泯说道:“鉴于目前的形势,不能直接从重庆去延安,必须绕道香港,再往延安。”

  正说着,门口响起了口哨声,是站岗的报告有情况。葛一虹向章泯丢了个眼色,便将桌上的麻将撸得哗哗响,几个人围在一起打麻将。窗口出现了便衣特务的脑袋,一双贼眼滴溜溜闪了一下,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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