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下台元首(27)

二七

　　§3．6　命运多舛的改革

　　赫鲁晓夫上台后，力图对苏联的体制进行改革，以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旧框框。

　　赫鲁晓夫是农业方面的行家，他的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的。

　　他在农业上采取了三项主要措施：一是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取消农副产品的义务交售制；二是大规模开垦荒地，种植玉米；三是取消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

　　1956年，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初见成效。被开垦荒地上的玉米获得了特大丰收，粮食总收获量为12500万吨，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赫鲁晓夫以胜利者的姿态，乘坐汽车、飞机，得意洋洋地到处视察。于是，种植玉米运动一时间成了时髦。

　　乌克兰成立了玉米研究所；莫斯科展览馆开辟了一个玉米展览室；农业部发行了一本新的科学杂志，刊名为《玉米》；莫斯科开设了命名为“玉米”的专门食品店。人们纷纷来赶玉米的新时髦。

　　然而，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奇迹”—玉米运动，使许多地区盲目扩种。而这些地区原有的苜蓿、三叶草等传统草类青饲料作物，比玉米成本低得多，但由于统统改种玉米，以至于蒙受了重大经济损失。

　　赫鲁晓夫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统统倾注到开垦处女地和狂热的玉米运动中去，使常规的农业区建设受到影响，因而在1958年以后粮食产量开始下降。由于大量开荒，耕作9000万顷没有森林带保护的、开放性大平原的土地，必然带来破坏生态的灾难性的土壤流失，几百公顷的土地为风沙侵蚀所毁。

　　1957年，赫鲁晓夫一时冲动，提出要在3—4年内使苏联的肉类产量超过美国。从当时苏联的国情看，这个指标是难以实现的。但是1958年，抱有政治野心的梁赞州党委第一书记拉里奥诺夫投赫鲁晓夫所好，作出保证，要在1959年使梁赞州地区产量增长4—5倍。1959年1月7日的《真理报》刊登了这些保证。赫鲁晓夫如获至宝，要求其它各州向梁赞州学习，将他们较为保守的指标进一步修改和提高。并私下许诺准备让拉里奥诺夫出任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明眼的人看得出，梁赞州的保证纯属吹嘘。为了完成指标，兑现诺言，拉里奥诺夫下令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宰杀所有的牲口，包括耕牛和种畜。从农民手里强迫买下成千上万的奶牛和猪，而且不给现金，只给票据。这样做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只好到邻近的州购买牲畜，最远到达乌拉尔地区。梁赞州的收购员用现金购买了牲畜，偷运回来，再以1／3或1／4的价钱转卖给国家。大批用于农业机械、信贷的资金，被非法挪用来抢购牲畜。但这一切措施远不能达到增产5倍的指示，梁赞州党委又规定所有税收必须用肉类来支付。他们不仅对农庄和农民强行征税，而且所有机关、学校直至警察局都要交税。这样，在1959年12月16日中央全会召开前几天，梁赞州领导人给赫鲁晓夫写信，吹嘘自己完成了计划，将肉类产量提高了4倍，庆祝他们的“胜利”。同时还自欺欺人地说，该州在1960年将卖给国家更多的肉类。

　　拉里奥诺夫的“卓越成绩”受到了表彰。他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颁发了列宁勋章，赫鲁晓夫亲自前往授勋。梁赞州的英雄事迹写进了中小学课本。

　　然而；纸包不住火。1960年，梁赞州的农业濒临破产，这种局面再也无法掩盖下去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拉里奥诺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开枪自杀。由于仿效了梁赞州的做法，苏联其它各州也蒙受了重大损失。

　　1962年赫鲁晓未进一步改革传统的以区域为原则的党的领导方式，根据生产的需要，把过去统一完整的党分成两个平行的党，一个管工业，一个管农业。在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里设立了中央工业局和农业局。两方都有党的机关，而且还组成了两个执行委员会。过去按行政区划进行管理的原则变成了相互独立的两个部分，产生了近似两党制所潜在的问题。这种新体制导致了党的机构进一步庞大，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两个党组织的工作常常难以协调。州委书记不再享有往日的权威，平时很难分清工业书记和农业书记究竟谁主管一个州。他们各自行使职权。这是赫鲁晓夫所采取的一项最不受欢迎的措施。虽然它在苏联共产党从政治化向专业化过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赫鲁晓夫本人来说，这一措施引起了许多州委书记的不满，而他们过去一直是赫鲁晓夫的坚定支持者。

　　干部制度和干部政策的调整，是赫鲁晓夫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61年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提出必须经常更换党的领导机关成员的主张，并通过这次代表大会写进了新党章。这对于废除干部终身制，增强党内民主因素，防止高层领导严重老化，提高领导机关的决策能力和指挥能力具有重大意义。但干部的调动，机构的调整，触及到相当一部分干部的切身利益，这就给赫鲁晓夫造成了许多潜在的反对势力。

　　赫鲁晓夫长达10年的执政，是以其不间断的改革为显著特色。赫鲁晓夫是第一个敢向社会主义旧政治、经济模式挑战的改革家。他的改革虽然只是第一次尝试，而且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对整社会主义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

　　§3．7　退休赋闲的日子

　　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头几个月，他整天沉默寡言，或者一个人在草木茂盛的公园小路上散步，或者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眼中含着泪水。经过一段无所事事的状态后，他慢慢从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在国内，人们对赫鲁晓夫的倒台表现得令人惊奇的平静。

　　因为他的一系列“措施”和“改革”使人们厌倦了，如今他的倒台可以使人们松一口气。在国际上，赫鲁晓夫仍是一个人们关注的人物。许多国家和一些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来到苏联，想见赫鲁晓夫，他以健康不佳搪塞，不予接见。

　　不久，中央决定收回他在莫斯科的住宅和戈尔卡的豪华别墅，另分配一套市内住宅和郊区别墅。新住宅是莫斯科市斯塔拉柯纽申街19号楼的一套房子，肖洛霍夫曾一度住过。

　　郊区别墅位于佩特罗沃达利涅叶住宅区，在伊斯特拉河畔，有一座小花园。赫鲁晓夫喜欢这幢小别墅，他的晚年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新住宅分配后，赫鲁晓夫一家被通知不能立即搬迁，要待整修完毕。实际上，整修是假，安装窃听装置是真。涸为一些当权者怕赫鲁晓夫东山再起，唯恐他会采取某种突如其来的密谋活动。

　　在寂寞的时候，赫鲁晓夫常常与自己的警卫人员长时间聊天，向他们讲述斯大林时期的许多悲惨的往事，或者到邻近的休养所去，与那里的老人谈话。有时他们提出的问题相当尖锐，但赫鲁晓夫并不生气。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论战家，善于回答任何问题。

　　谈话中，他后悔没有把党的恢复名誉的工作进行到底。他清楚1936年至1938年间的审讯是怎样进行的。他原打算为几乎所有被诬告的人恢复名誉，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案件。但这时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和英共执行主席波立特来到莫斯科，坚决请求赫鲁晓夫延缓宣布这项决定。多列士说：“匈牙利事件和苏共二十大，使法共失去了一半党员，如果再给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他们平反，法共肯定连剩下的一半人也保不住了。”当然多列士担心的并非党的命运，而是他本人的地位。赫鲁晓夫听了多列士、波立特以及与他们意见相同的人的劝告，于是他便把平反工作压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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