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体验(21)_涂俏

二一

　　※夜宿十元店

　　§在城市的边缘行走

　　1998年4月16日下午5点08分，我拨通了一个“十元住宿”旅店的电话，自称来深不到一个月，一直住在亲戚家里，牙齿和舌头也有不和的时候，昨日，与亲戚吵架，想搬出来住，余钱不多，只好投宿十元店。对方随口附和说，远亲还不如十元店哩！你过来住吧！他问我的位置，我说在上海宾馆，他想了想，让我坐462路中巴到田心村村口；依旧打这个电话给他，他会来接我。

　　我之所以要乔装旅客住进十元旅店，是因为这种旅店大都处于非法经营状态，因其价格实在低廉，对外地来深圳的求职者、打工人员极具吸引力。在深圳市的罗湖区。福田区华富路、岗厦以东地段，尤其是宝安北路等几个大型人才、劳务市场四周，举凡公共电话亭、电线杆、公交车牌上，全是信笔涂鸦的手写体，或贴膏药一般地粘贴着巴掌大的印刷小广告，这种广告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办证”，一是“10元住宿”。前者主要帮人伪造各种身份证明、学历、资历证明，后者帮你花最少的钱在高消费的都市里落脚。这种“十元住宿”的广告一般只有一个电话或BP机号码，根本不标明地址。想要住宿的人先要打电话，按照电话里的约定，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在那里就会有专人来接你。当然，你事先要说清你的基本特征，不要接错了人。这就像地下工作者的镜头，处于神神秘秘的状态。

　　打的到达田心村，只花了8分钟时间。我第一步就犯了一个错误，按照路程，搭462路中巴是没有这么快抵达这里的。如果立刻打电话给人家，会被人怀疑。我只好拎着行李包，在田心村酒店附近溜达。我穿着破旧的浅米色大衬衣，黑色长裤，行李包是塑料皮革制成的，有两处已经龇牙咧嘴。知道我来住十元店，母亲考虑到卫生问题，在我的行李包里塞了一床棉线毯和几件换洗衣物。这付行头全是5年前来深圳时在省城购置的。这一刻，我感觉我又回到5年前的初冬，回到了开头，成为一个还没有谋到一个饭碗的求职者，在城市的边缘行走，在生存的夹缝中寻求突围。

　　这是一个阴雨霏霏的傍晚，田心村内各大酒店食肆喧哗热闹，夜幕将垂，倦鸟归林，路人脚步匆匆，各惴心事朝前赶路。我怀着一点点忐忑不安、一点点好奇，更多的是对即将要探访的十元店的兴奋，独自溜达。不到2分钟，一个黝黑的男青年迎上前来，先鬼头鬼脑地看看周围的人，看看有没有危险，再对我殷勤地摊开手中的一张报纸，报纸上用红笔醒目写着：“十元住宿，带电话、带电视、带热水器……”等字样，每个字足有一个中秋月饼那么大。我笑笑，对他摇摇头。不多会儿，原先在田心村牌坊前逡巡的年轻妇人折转过来问我，住不住十元店？她反复强调她的十元店价格便宜，住了一个月的熟客，可以八折优惠。我窃笑，自认为扮相蛮成功的。

　　估摸与坐中巴的时间大致吻合，便打了电话给那人，约好了在田心村的村牌下面等。5分钟后，一位高瘦的男青年笑迎上来，这位青年脸庞白净，看得出保养得很好，一点也不像住十元店的住客。后来我才知道，他刚刚来深打工不到三天，住在我要去的那家十元店内。我电话打过去刚巧就是他接的。落脚十元店的住客知道十元住宿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如果是你带来的客人，你就可以免费住一晚。所以，他趁老板不在，放下电话即过来接我这个客人，几步之劳就让他赚了10元钱。

　　这位青年问清我是吵架出走的女人后，带领我像进入迷宫一样在田心村穿街走巷，走进一幢多层商品房的501室。

　　推开单元大门，一股潮湿闷热的气息，夹杂着人体的汗馊昧，热烘烘地围了上来。

　　一眼望去，约25平方米的客厅，杂乱而热闹。客厅内较宽的一边齐排排三张上下铺铁床拼成了统铺。床铺之间没有留任何空隙，联起来像一张硕大的床铺，只不过比起一般旅店的统铺更脏更乱。下铺有3个男人在就着茶水猜拳，躺在上铺的男青年独自叹气。另一头空间略窄，只放了两张上下铺铁床。一张下铺窝了3男1女在打牌，另一张下铺有3个人在下军棋。大门对着的空地上，大约有14个人，或站或坐，边看电视边吃盒饭。

　　我对这家十元旅店的总体印象是：一个单元套房，四房一厅，原本住一家五口，现在各个房间都塞满了上下铺的铁架子床，四五十个来自五湖四海的求职或是打工的青年人挤住在一起，将这里权当契入深圳腹地的落脚点、桥头堡，文雅一点说是人生驿站。藏污纳垢与藏龙卧虎并存，脏乱差与人情味共处。

　　店老板很年轻，蛮和顺的样子，带我走进一间房门上用红漆书写着“女客房”三字的小房间。约8平方米的房间内，三张上下铺架子床占去大半空间，开门时只能开细细的一条缝。房内，一位眉清目秀的女子躺在上铺看书，神情有些忧郁。她斜照了我一眼，目光又扎进书里。怔忡之间，老板拿来一床特别薄的棉胎被，垫在对着门的上铺草席上，指指说：“喏，这就是你的地盘了。”

　　我舒口气，将所谓的行李放在床下，爬上床稍微一动，床铺就发出吱呀叫唤的抱怨。浅蓝色花的薄棉胎被，感觉湿漉漉的，似乎有点发粘。我下意识地俯下身闻了闻被子，一股腥臭味直刺鼻腔，催人欲吐。恰好老板进来，讨好地笑着，拎起我的被子说准备给我换一床，说完带上房门出去了。躺在上铺的草席上，刚想整理一下思绪，有人有礼貌地敲了两下问，不等房内人的回答，随即一位面色清瞿的青年闪了进来，一身笔挺的西装，毫无住十元旅店穷困潦倒的样子，手拎一只漂亮的密码箱。他对着看书的小姐说：“就这样，再会了啊！我找到工作了！”说罢转身离去。小姐放下书，略带哀怨和无奈地看着他离开，动作近似于机械。这时，老板在门外叫喊新来的旅客去交钱。我从上铺爬下来的时候，已经不看书的女子忽然对我说：“不行，他不能就这样走了，他怎么也得给我留个地址。”说罢，从床上滚下来，狂奔而出，找密码箱青年去了。

　　我想，在这个十元店的人生驿站上，这两个男女青年一定有恩恩怨怨的故事。

　　我敲开了登记室的门。所谓登记室，实际上又是一个贮藏室，堆满了房客们的行李。5平方米的房间，放了两张上下铺架子床。上铺堆满了住宿者的行李，大包小包挤满了上铺的空间，还不停地向上发展，使得上铺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小山包。下铺是一床薄胎棉被，枕头旁还有一架早已不再流行的录音机，几盒邓丽君的翻版磁带随意地散落在床头。这个相当有限的空间内，还塞了一张破破烂烂的小桌子，桌上有个带锁的电话。墙上贴一张《电话使用须知》，一些歪歪扭扭的字提醒我，打一次市话五角，打BP机一元。老板就住在这里。他要了我的身份证去看，所谓看，也只是瞥一眼，随后在一个小本子上登记身份证号码，他将身份证还给我的时候，问我住几天，交待每天晚上交房费。我第一次入住，需要一次性地交付20元押金，还按要求交了第一天的房费。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粉红色的压塑卡给我，是深圳市某设计研究院某某防水工程公司的工作证。老板反复叮咛我时常带着工作证，碰见有人进门查“三无”人员，也有个说法。

　　所谓的十元店，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四室一厅的出租屋。房间里放了20张上下铺架子床，可供40个人住。我悄悄点了点人数，今夜的住宿客有32位，住房率达80％。住在这种陌生的地方，我一直无法入睡。说话的、看电视的、冲凉的、打呼噜的、辗转反侧的，各种声音一直在我的耳边交织着盛大的“交响乐”。直到凌晨1点半左右，我才在一片鼾声呓语以及蚊子的轰鸣中，头昏脑涨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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