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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八


  结果是餐桌上的浪费惊人。

  尽管中纪委三令五申禁止大吃大喝,但据保守估计,仅全国骨干企业,乡镇企业,县市地省级的吃喝费用,每年至少要花掉800多亿人民币,这笔钱可以组建4支航空母舰混合编队,或组建40个第一汽车制造厂,或支付全国3年多急需的全部教育经费。专家甚至认为:1989年的物价上涨,吃喝风是原因之一。

  联邦德国的经济专家撰文说:中国是一个奢侈的国度,大量的资金被迫硬撤下来,流入那张贫穷却又阔绰的大嘴。这位专家在中国期间,一定受到过隆重而又丰盛的宴席接待,但很显然,这没有博得他的好印象。

  1989年度,被称之为“吃喝专员”的陕西省经委副主任、原安康地区行署专员魏明生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魏明生调任省经委副主任未上任之前,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分头到69个单位去“告别”,大吃大喝2个月之久,还收取了6000元左右的礼品。

  而安康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山区,魏明生的吃喝拿,遭到新闻曝光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魏明生因吃喝而被查处,但吃喝风却远远没有被刹住,随着城市餐饮业的畸形发展,吃喝风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到后来的1993年,吃喝风达到鼎盛阶段。

  在经济发达的1993年的广州,五星级酒店最好的一桌菜定价10万元。广州酒家1993年推出黄金宴,一个月售出100多桌,达到极致的是在(中国青年报》报道的深圳一娱乐城,某投资集团定下五桌酒席,每席18888港币,加上酒水,一餐过百万。

  对于刚刚才告别的饥饿的历史,经济远远没有达到小康的1989年,吃喝风成为腐败,官倒,行业不正之风的催化剂。

  有吃有喝是经济发展的标志,而吃喝风又是社会畸形心理的体现,这对于改革转型期的1989年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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