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忆50年(153)

一五三

　　§1988年：商潮

　　商品经济的大潮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席卷社会的每一角落……偌大的神
　　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神圣的校园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宁的书
　　斋，也难以再抚慰学者们一颗寂寞的心。

　　——许纪霖《商品经济与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

　　学者许纪霖在1986第9期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这篇博得知识分子共鸣的文章。在“人民皆高”的洪流溃击下，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调整好自己的生存姿态呢？许纪霖试图在新时代为知识分子找到一条生存途径和心理途径，许纪霖将这称之为整个民族生死他关的大事。

　　相信这不是小题大作，1988年的中国，经商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有多少人安于循规蹈矩的现状？下深圳，闯海南，停薪留职，创办公司，成为当时勇敢者最为时髦的行动。无数的机关干部，企业职工都曾心动神摇，纷纷下海，尽管后来有许多人回头是岸，也有不少人终于成为人人称羡的“大款”。

　　本年度是一个开放的年度，从古以来受到轻视的商人，成为本年度最具光彩的象征。私营企业开始悄然涌起，国家统计局统计表明，雇工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已达22.5万家，而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到57.5％。

　　一些小道传闻和报刊消息不断动摇知识分子那份淡泊而宁静的胸怀。

　　北京前门的一位老大娘靠卖烤红薯，一年收入过万元；广州一位初中毕业的女青年，找不到工作，摆个服装摊，几年下来已腰缠万贯，“万元户”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嫉妒又羡慕的时髦称呼。要知道，本年度首都北京的脑力劳动者月均收入只有172元，体力劳动者的月均收入为182元。1万元是他们5年工资的总和。

　　关于经商的大量民间流行语开始诞生：

　　“富了摆摊的，苦了上班的。”

　　“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省长；全家做生意，赛似总书记。”

　　新的“读书无用论”在社会酝酿，北京地区招收89级研究生，计划招收8600名，但报名人数不足6000名，报名与招生出现倒挂，为应届毕业生报考研究生比例最低的一年，大学生的择业方向已偏向于急功近利，莘莘学子已无法安坐书斋。

　　在本年度，他们的选择也许是对的。

　　29岁的王宗明在7月毕业于哈尔滨东北农学院，以优秀的论文通过博士答辩，获得兽医学科的博士学位。这之前，王宗明曾由四川农业大学毕业，考取东北农学院硕土生。受到长达9年高等教育的王宗明却因分配问题陷入困境，黑龙江省最大的兽医研究单位——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无此专业，没有收留他，母校东北农学院编制已满；王宗明已联系到西南民族学院，但黑龙江省规定：博士生外流必须交纳5000元至2b000元的培训费。家境贫寒的王宗明哪里能拿出这笔当时看来庞大的费用，为维持生计，王宗明无可奈何地在东北农学院校园旁摆起了个小烟摊。

　　生动的现实教育了我们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教授卖烧鸡、博士摆烟摊的年代，不能迅速转化成货币的知识在本年度显得无足轻重，这是1988年的困惑。

　　＊＊＊

　　长期以来第三产业的巨大空缺为人们提供了市场机遇，而1984年以来价格双轨制的实施，又为流通领域内“官倒”大开方便之门。

　　早在1984年，国务院下文，把生产和企业所需物资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部分，以利于企业拥有更多自主权，这就是促使无数皮包公司诞生的价格双轨制。同一种商品，两种不同价格，为权力与金钱的互相转换搭起了桥梁。

　　一张执照，一个皮包，一部电话，就是一个公司；一张名片，一个帐号，一次倒卖，便能赚来无数钱财。

　　这一年的头5个月，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公司达3000家，深圳的国贸大厦里云集有300家公司，到本年年底，全国公司达47.7万家，而其中官办公司成为热点。由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级各类公司达2万家，逾千名党政官员在其中兼有职务。

　　上海市的统计，本年度由上海市各类党政机关团体兴办的企业达361家，官商公司122家，650多名党政干部担任公司职务，绝大多数公司属流通领域的商业性企业。

　　在国家工商部门注册的公司从业人员本年度达到40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1／4，此外，更有数不清的掮客在到处牵线搭桥，人们戏谑地称之为：“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70％的公司从事着流通领域的经营，很明显，倒买倒卖是公司主要运作方式。

　　年产1.2亿支蓝天牌牙膏，年用铝材1000吨的天津牙膏厂，在今年召开的全国有色金属订货会上，竟然没订到1吨铝材。国家牌价1吨铝4400元，但有价无货，私下交易是每吨1万元。蓝天牙膏厂1987年创下了500万元的纯利润，但现在光购买原料就得多付600万元，还有100万元的差额让厂长整日愁眉不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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