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忆50年(140)

一四〇

　　§1983年：“严打”风暴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是啊，暴风雨就要来了。”

　　——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钟家轮做梦也没想到，他的“空手套白狼”的绝招，竟有玩不转的时候。在他的“北环企业服务公司”成立的一年多时间里，钟家轮和他的同伙采取欺骗和行贿手法，先后与国家机关、部队、地方企事业单位签订了30余份供货合同和协议书，骗得货款295.2万元。在这期间，钟提供给对方货物的总价值仅占10.1％，绝大多数合同，他们根本没有履行，却长期占用对方资金以滚雪球的方式进行投机诈骗活动，除因购货单位一再追讨而不得不退还的货款外，尚有62万元的货款，既无货可供，又无款可退。

　　1981年9月，太原某单位希望“北环”帮助推销积压产品，作为交换条件，钟家轮乘机提出要对方购买他们的进口电视。然后以低价诱骗对方签订了购买500台“三洋牌”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的合同。之后，钟、多次谎称货已备妥，骗得对方预付了400台电视机的货款15.4万元，等到对方来提货又借故拖延，两月后，对方提出控告，钟又以一张空头支票骗取北京某进出口分公司的电视来抵债，当这个分公司发现支票空头时，电视机已被提走。

　　钟家轮涉及金额高达100万元的诈骗案，在80年代无疑是全国惊天的大案。他的案情综合集中了诈骗、行贿受贿、贪污、窃取国有财产等犯罪形式，在钟的罪案中，涉及了国家官员，金融管理等部门，是经济改革初期的代表性案例。针对犯罪的新类型，政府一开始就高度重视，1982年1月11日发出通知：“一些部门的干部甚至一些负责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已有等严重的犯罪行为。4月13日，中央决定：“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1982年“严打”的战果是：全国立案16.4万件，结案8.6万件，依法判刑3万人，追缴赃款3.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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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击经济犯罪时，其他领域的犯罪也尘嚣日上，1983年9月2日，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这一系列决定的核心是，对治安犯罪的打击要“从重、从严、从快”。让老百姓提心吊胆了半年之久的王宗坊、王宗玮“二王”案是这类案件的突出代表，这一年，通缉“二王”的文告布满中国城乡。

　　1983年2月12日大年三十，“二王”持枪到沈阳区军医院小卖部盗窃3000元人民币，正要离开现场，早已警觉的工作人员周化民和吴永春拦住去路，他们问大个子王宗玮：“你在医院遛遛窜窜干什么？把工作证拿出来！”不一会，小个子王宗坊也被抓获，分别在两个房间进行盘问，当医院教导员刘福生把王宗坊领子上的假军领章撕下，搜出他们的1000元赃款和一把钳子等作案工具后，“王宗坊像只被抹了脖子的鸡，垂下头来，全身颤抖，一边叫唤，一边抽风，‘哎哟’一声，直楞楞地向前倒了下去。”

　　像是对王宗坊的回应，“砰砰！”从另一房间传来几声震耳的枪声，住院处的人们猛地惊呆了，职工卢文成抢先闯出，一出门，正遇上王宗玮……枪声又响了，卢文成被击倒，当另一位职工孙维金正打电话向保卫科报告时，王宗玮对他射了两枪，怒不可遏的刘福生举着铁架要砸王宗玮，在他举过头顶之时，王再度开枪，刘福生中弹倒地。情急之下，大夫吴永春和刚入伍的毕继兵始终扭住王宗坊，并把他作为挡枪牌，如果就这样僵持下去，也许“二王”很难再有什么机会，刚入伍的毕继兵突然撤身要寻武器，被王宗纬抓住机会射中一枪，吴永春也由于主动出击露出破绽被打一枪。脱身后的王宗坊说：“这小子没死，妈的，他最坏……”“砰”又是一枪。

　　4死3伤，这是“二王”杀人系列的第一桩血案。

　　辽宁省将“二王”的有关材料上报公安部，当天，公安部就发出13号通缉令，向全国缉拿杀人潜逃犯“二王”。25日，在北京开往广州的47次列车上，在湖南境内，乘警查验王宗玮的持枪证时，王宗坊向乘警开了一枪，“二王”趁乱逃到衡阳境内的西里坪。

　　27日，“二王”被衡阳市民蒋光煦等堵在一条死胡同内，王宗纬向蒋光煦射一枪，逃脱。在抢另一位市民李瑞玲自行车时，打伤其女儿，打死扑向二犯的丈夫张业良，李瑞玲死死抓住二犯的提包不放，二犯开枪打伤李瑞玲，但未能从李瑞玲手中拿走挎包，包里有5颗手榴弹，36发子弹。接下来，工人刘重阳骑车追击罪犯达3华里远，终被击伤。当公安部门在衡阳完全布控后，二犯已爬车逃出衡阳。

　　二犯杀人用的枪，是早在1976年时，从沈阳市北监狱盗得，王宗纬又在某部队偷得子弹百发。二人协同作案，此前已有多起。

　　二犯由北向南的逃窜一时引起了全国性震动，气焰如此嚣张的案子，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人们议论道不知什么时候，也许“二王”就会窜到自己身边。

　　3月3日，“二王”出现在武汉，“二王”在交通检查站，杀两人，伤一人，劫一枪。并在与民警民兵枪战后逃脱，随后在轴承厂打死市民詹小健，抢走他的自行车，从刑警大队的包围圈中，混入观望人群溜走。

　　公安部不得不发动群众配合，在河南、上海、江苏、江西、山东、安徽严密布控，但新问题是，有罪犯冒充“二王”作案。

　　8月29日，二犯在淮阳抢得2.1万元现金逃跑。

　　狡猾的“二王”在淮阳作案后，为躲避撒开的法网，带着蚊帐，简袜等露宿山村野坳的用具，骑车逃离淮阳，14天的时间，他们从江苏横跨安徽省，又跑到江西省，妄图从这里再通过广东，福建两省南逃过海。

　　9月13日，二犯在江西广昌被发现，被追捕进入了旰江林场的深山密林，干警们完成了对二犯的包围。

　　9月18日，二犯被围在尖锋公社南坑山，开枪拒捕，被击毙。二犯蓬头垢面，皮色灰白，脚板上累累孔洞，一个公文包绑在腿上，内有人民币1.3万元，腹内空空无物。

　　追捕“二王”无疑是全国“严打”斗争最惊心动魄之作，“二王”得以持续作案半年，窜行千里，打死打伤多人，实施多次抢劫，无疑是对我们公安司法战线的一次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老百姓呼唤着国家机器对公民安宁的更强有力的保障。

　　“严打”风暴给1983年的中国社会生活带来深远影响，一批群众深恶痛绝的犯罪集团被严惩，一些以城市社区为蚕食目标的寄生阶级被吊销城市户口，正义之剑与邪恶势力的斗争从这时起，一直是中国社会生活的持久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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