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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二


  §1972年:镜子里的中国

  孤独地反刍着岁月。
  我和羊儿都渐渐的老了,

  ——索宝《雪域情绪》

  “第一次映入我眼帘的公社景象是收割沿路的晚稻,或者修建灌溉工程,现在在中国的所有地方,耕地被平整得像艺术品,像古老的花瓶一样,表面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小径和沟渠。不管怎样,中国人厌恶真空,由于需要进行生产,能得到的每寸土地都留下锄头的痕迹。最近开展了一个田园化运动,这既是为了生产,也是为审美。每一块土地都被当成一个花园,被额外的辛勤劳动装扮得非常美丽。”

  虽然海伦·福斯特·斯诺女士在《重返中国》一书中,对从深圳到广州火车上看到的沿途风景描绘,同一年后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影片《中国》所使用的语言有所不同(后者和斯诺夫人同样的深爱着中国,只不过他的电影意象在中国批评家眼里是不可忍受的、恶毒的),然而两者道出的都是70年代中国的实情。

  斯诺夫人从香港进入深圳时,这个90年代已经变得相当繁荣的地方,在当时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渔镇。斯诺夫人就从这里登上了火车,踏上了去广州的旅途,她写道:火车车厢“干净、舒服、宽敞,是国家的骄傲。”在她眼里,7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本世纪初“把乘火车看成是一种奢侈的休假的时代。”车厢里的扩音器播放着《我们热爱毛主席》,无休无止的现代革命京剧节目也令外国旅客大倒胃口,于是他们提出了要求,解放军战士极不情愿地关上了扩音器。“中国人的耳朵忍受噪音的能力大概同美国少年的一样。”斯诺夫人不无调侃地写道。

  中国人长期以来有着一种“镜子”情结,即使是本土上现时现地的事情,以本土方式和本土观点来叙述,人们大多都觉得稀松平常。非得借外国人的口道出,才觉得新鲜有趣。这种情结的发生,其实是不能够责怪中国的观众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70年代中国的一切,如果用70年代的本土语言方式来诠释,观众一定会觉得面目可憎而且枯燥无味。纵览中国的近现代生活画卷,这种情形是不是很多呢?本土叙述手段,虽然一直是表现中国历史的主流手段,但因其长期缺乏变革,缺乏激活手法。在80年代曾倍受冷落,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时空形态在西方式的记忆里重焕光彩,并再次启发国人。70年代末,《光明日报》曾以整版发表王蒙意识流手法的小说《夜的眼》,就曾引起了文学爱好者的惊叹,人们疑惑着:到底是用现代手法书写记忆才更贴近真实,还是以标榜着“工农兵文艺”的表现形式更能生动地反映历史?——这个话题,已经逼近“人民记忆”一词的社会学本质了。相信当人们饱看“镜子里的中国”的丰富微妙之处,涌起的是对本土记载方式生命力衰落的悲哀。

  * * *

  与安东尼奥尼充满丰富具象和犀利观察性的电影语言不同,斯诺夫人采用的是友好的平常的语调来叙述1972年的中国。她每天读到的新闻标题是:巴基斯坦篮球队离开武汉……文化部长于会泳会见朝鲜人民军文化代表团……罗马尼亚巴纳特民间歌舞团在京举行首场演出……周恩来会见黎德寿同志等等。国际新闻版是:抗议美国轰炸越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严重,大量奶粉被倾倒进密西西比河……布拉格群众集会要求苏军撤出捷克斯洛伐克,捷修出动军警进行镇压……法共(马列)中央发表声明……等等。

  斯诺夫人是这样描绘她看到的中国人的:“当你在一个偏僻地区遇见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时候,他会先紧张而好奇地默默闪开几步,然后朝你露出普通人的富有人情味的笑容。他喜欢人们,他的心理是正常的,并不畸形,他不主动找人接近,态度持重,但是天性容易接近,甚至可亲。实际上中国人是友爱的,彼此越亲切越好——正是这个缘故,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痛苦的考验。他们是具有社会文明素质的谦和的民族,天生文雅有礼。”斯诺夫人还写道:“在今天的新中国,任何地方你都感觉不到任何邪恶气氛。从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的城市里充满了恶人和恶势力,新中国是美好的,新的中国人民是善良的。你能同他们相处——尽管事实上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做到同他们长期和睦相处,除了阿尔巴尼亚人。”

  斯诺夫人还到过中国的工厂,她的《国棉三厂》一文全景性地描绘了一个可以开放给外国参观者的工厂里,70年代中国工人的生活画面:工人拥有无偿分配的住宅,人们为房租、电、水和暖气所付的费用极少,公共浴室也是免费的,理发室收费极低,食堂每人每月只收15元,伙食不错。

  “在又大又干净的厨房内,我看见厨师们在做地道的中国菜,这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诱人的饭食,一盆盆冒着热气的豆腐旁,放着一筐切得很细洗得很干净的大白菜,旁边还有切好的葱、蒜和鲜姜,刚出炉的烧饼香味扑鼻……大米饭和小米饭是按预定烹饪,现炒现卖。”面色红润的胖厨师们介绍说:带肉的饭菜大约两毛钱,工人们每餐都吃肉,一份肉炒菜加上两个馒头是1角8到2角钱,豆腐菠菜5分钱,工人每天还能喝上豆浆。

  “子弟学校和幼儿园也是人们感到亲切的场所,子弟学校的男孩子们理着平头,女孩子们扎着蝴蝶结的小辫子在阳光下随风摇摆。幼儿园的小女孩踮起穿着凉鞋的脚,用脚尖跳着《夸妈妈》、《妈妈纺纱织红布》和《妈妈是个好社员》。”

  斯诺夫人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工人的住所,这里有电灯,有不太暖和的暖气,缝纫机和大衣橱是简单的陈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房子的租金加暖气每月11元(没有暖气时是8元)……是的,在这面镜子里,70年代的风俗、伦理、物质环境散发着光泽,这是中国人曾经有过的岁月,虽然斯诺夫人照给世界看的是阳光灿烂之下美好世界的一部分,但毕竟是存在过的活中国的画面。

  在描绘着70年代的中国时,令人并不感到奇怪的是,书中大量夹叙着历史的变迁和革命斗争史,这也许可以弥补有关不太理想的现实状态和素材的单一化。我们看到洋溢于全书的忠实的友爱和有分寸的调侃。当斯诺夫人笔下的世界从我们视野渐渐消失的时候,我们联想到已故诗人索宝的几行诗:

  孤独地反刍着岁月
  我和羊儿都渐渐的老了
  但我不会死亡
  我放牧看羊群
  羊群也放牧着我呵

  记忆有时也是如此,我们打开20年前这面镜子,领略那些“准文革”时代难得的平和的温馨,历史中传来的生活气息会使我们激动不已,这也是生命的幸福。一种水乳交融的时间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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