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忆50年(83)

八三

　　学生在文化革命中的简单热情，令某些人感到鼓舞，并且指挥若定。“文化大革命非要靠他们去干，不靠他们靠准？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翦伯赞写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靠革命师生。现在停课又管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康生有一次这样说。

　　这些话语背后的心思，是挑明了要利用学生的热情的。如果说文革是某个政治集团的阴谋实践的话，那么学生——这一历史变革时代的活性成份，因为其可塑性太强又涉世不深，不幸成为历史的牺牲品，像在不义之战里横尸沙场的战士，其悲剧命运的根源除了应该谴责疯狂的时代，还应该反思自己。

　　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大多是学生，“四大领袖”为中国人所熟知。兹开列名单及履历如下：

　　蒯大富：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902班学生，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负责人，首先提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派人潜入徐向前办公室抄走大量绝密文件；制造清华百日大武斗。1983年以煽动罪、杀人罪、诬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有人建议将其处死并做成恶人标本。

　　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文革“功勋”在于组织实施挟持、逼供、批斗、毒打彭德怀的活动。1983年被判刑15年。所幸的是他未在航空领域搞革命。

　　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井岗山公社”负责人，业绩是砸孔府孔庙孔林及鲁国故址，诽谤谭震林、余秋里。1978年被捕，1982年病死。

　　王大宾：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所谓“东方红公社”负责人，主要是对彭德怀、余秋里、谭震林等进行迫害诬陷和攻击，后被判刑9年。

　　文革病狂的热情，不仅让青年一代自焚，更由于其破坏性的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导致我们民族的自焚。许多的民族精英——学者、科技人才、艺术家，在暗无天日之时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岗位，马思聪一家甚至离开了中国。无法“叛国”的，许多含冤死去。我们可以料想，如果不是文革对我们民族精英的毁灭，中国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至少可以比现在先进10到20年。

　　1966年8月23日，67岁的老舍与其它三十多人，分别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被送到北京孔庙大院的打砸烧现场进行批斗。他们被当场剃成“阴阳头”，头上被倒上墨汁。“红卫兵”勒令他们围跪在火堆四周，一面用火烤，一面用带铜扣的皮带抽打。老舍，这位毛泽东称赞的“语言大师，人民的艺术家”，曾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四世同堂》、《茶馆》、《龙须沟》等一大批反映新时代人民欢情与鞭挞邪恶的作品，他的语言结品已变成人民记忆的精华部分，可是。这位杰出人物在8月的烈日下被打得头破血流，当场晕倒在地。

　　为此，红卫兵认为他“态度不好”，又给他加上了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加倍地折磨他、殴打他直到深夜。第二天黎明前，他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回家时，已奄奄一息。8月24日，老舍深夜投太平湖自尽了（可悲的是，这太平湖竟因老舍而出名）。杨沫在追忆死亡现场时写道：眼前出现一位挂着大木牌，头上血迹斑斑，嘴唇紧闭，两眼圆睁的老人，难道这就是老舍的结局？想起老舍的《西望长安》，令人想起古人的有关长安的诗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其境界之悲凉，足以刻画老舍在文革间的命运。

　　与整个社会的狂热偏执相反，著名翻译家傅雷的死，却显得出奇地清醒、冷静、安详，死得坦荡，磊落。傅雷等一大批有识有志之士在红色恐怖全面到来前的自杀，正应了“士可杀不可厚”的古训。当正人君子的忍辱成为邪恶飞黄腾达的资本时，忍辱便没有了价值，傅雷夫妇双方同时自杀，与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夫妇的死法惊人地一致（茨威格是在他的祖国就要沦陷在纳粹铁蹄之下的前夜死去的）。而傅雷夫妇的同生同死，又兆示了什么呢？让我们从他的遗书去感受30年前一个灵魂的煎熬吧。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上面分别有蒋
　　介石、宋美龄画像）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
　　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
　　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的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汪虽然有口难辨，在英
　　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
　　而判重刑。……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
　　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
　　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
　　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求后并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五十五元二角九分（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什章委托修奥米加自动手表一只，
　　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
　　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
　　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
　　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
　　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
　　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加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
　　魏惜蓉，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小说《呼啸山庄》中写道：谁也不曾想到在苍茫的大地之下，睡去的人们，竟有着如此不安静的睡眠。傅雷的绝笔并非代表着宁静的睡梦的开始，1966年的足音渐渐隐去，1967年更残忍、嚣张的脚步声叩响了年轮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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