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忆50年(34)

三四

　　§1954年：西望长安

　　“我没有别的企图，只是为往上爬。爬得越高，享受越好！……我只
　　想骗点好吃好喝，没有别的。……我胆子最小！我不敢面对困苦，困难，
　　我老想吃现成饭！”

　　——老舍话剧《西望长安》台词

　　一切带着旧时代气息的游魂——有产阶级家庭的食利子弟、城市阿飞、妓女和二流子，一切旧中国腐朽生活方式的余孽，正在丧失着自己的家园。同时，一种代表新时代社会精神的崇高原则建立起来了。本年度，“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发表了他的著作《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中写道：

　　“在我们的时代，一些普普通通的平凡人，都可能建树伟大的功勋。这是因为党把我们引向正确的方向，给了我们智慧。创造的大门是为每个人敞开的。只要我们留心看一看，就会发现：我们身边有多少这样平凡可爱的英雄，即使是遭受到最不幸的人，他的前途也仍然是光明的。

　　“一个人的生命是很短促的，因此每一秒钟对我们都无限珍贵。我们应让每分秒都过得有意义。人活着，不能只是吃饭穿衣，混一辈子。生活应该有更高的目的。只图个人的安逸和舒适，那是卑鄙的自私。一个人，如果谁都不需要他，即使活到150岁，并且无病无灾，也不能说他是幸福的。”

　　《把一切献给党》同60年代出版的《雷锋日记》一样，在生命价值、事业与幸福的理解方面惊人的一致。但如果将两者的时代意义作具体化分析，那么《雷锋日记》可以看做新生代中国人的青春誓言，而《把一切献给党》则是新中国社会原则和理想原则的首创；《雷锋日记》是三年困难时期后收拾人心、反对自由主义的精神范本，《把一切献给党》则是对一切旧社会意识、一切资产阶级享乐人生观念的第一次宣战。

　　只有固守快乐原则的人才对新中国倡导的公民生活方式感到恐慌。小说《红粉》中写道：两个旧中国的浪荡子——一个是从良的妓女，一个是富家子弟，按照他们固有的生活方式开始了夜生活。然而，新中国正在扫除一切形式的夜生活（除了电影院之外）：舞厅关闭了，咖啡馆改成了食堂，他们只好在苍茫夜色之中仓皇四顾。终于，他们在三轮车上发现了一个马上要收场的夜市，女孩大喊起来：“快，快！快去买一客水晶包！”男的跳下车去，捧了一客热腾腾的水晶包回来，女孩嘴里咬着油汪汪的水晶包，浮现出甜美的笑容。那一声“快、快！”无疑包含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一切都在收场，而在收场之际，人们挣扎着，试图挽留住最后的温馨。这种挽留是徒劳的，正如《红粉》最终揭示了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一样，享乐生活观越顽强，失去的就越多。不管是挣扎还是驯服者，最终会成为新中国价值观的善男信女，就像电影《活着》所刻画的那样。

　　本年10月，敢于向新中国崇高社会原则挑战的“张老头”被北京公安局收审，“张老头”本名张瑞生，是北京德胜门的一个老书贩子，为人桀骜不驯，日伪、国民党时代都拿他没办法。人们给他起了不少外号，如“老疯子”、“老腐败”、“老国民党”。张瑞生有个特点：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书都敢卖。就像张瑞生自己说的：“进去是我张老头，出来还是我张老头！”他讥笑检举者说：“你想敲我的饭碗呢？差得远呢！我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偷盗，四不卖国，你狗拿耗子，多操这份心！”——张瑞生的书摊在这个地方小有名气，他经营着德胜门小市靠东南边的一个旧书摊，摆满了各种旧书，只要看看这些书的名字就够了：《狂蜂戏蝶》、《性典》、《风流佳人》、《灯草和尚》……还明日张胆地摆着许多裸体画报。这样的书摊自然吸引了许多主顾，只要围观的人一多，张瑞生便清清喉咙开讲：

　　“列位看官，要说如今这社会可就是太封建！这些书在日本时代，在解放以前那都是风行于世自由买卖，那时候连明信片上印的都是裸体女人。南美洲的人12岁就生儿养女，可咱们的婚姻法规定要20岁，这就造成一般青年人的痛苦。众位既来这儿看书，就不用怕羞，常言说得好：书中自有颜如玉，年轻人要不懂这个，那可就枉活一世了。”

　　这个“老疯子”的被抓使德胜门少了些热闹。司法部门宣布他是“杀人不见血的教唆犯”，按照法律、这种罪行最严重的可判处死刑。事实上，张瑞生的罪行足以被政府课以重刑，他家附近的私营新华铁工厂就有不少工人爱到他那儿看书，厂工会主席揭发说：“我们工厂的30多位工人，都看过老头儿的书，有两个结了婚的青工连干夜班的时候都看淫书，看过以后就去找暗娼。”张瑞生被捕后，德胜门一带的居民拍手称快，这个浑身散发腐朽气息的老厌物终于得到了报应。

　　张瑞生教唆案是50年代社会改造进程的一个插曲。这个改造进程是艰巨而伟大的，改造妓女、改造二流子、改造一切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并不只限于党和政府以及人民团体自上而下的号召，它需要依靠一种全民性的动员、一种有序的思想赖以生存的温床。游手好闲者在新社会、新风尚的汪洋大海之中再也不能继续逍遥下去了。这是个人生活无法逃脱时代检视的年代，个人生活并不能作为逃避社会神圣原则检视的借口。不允许“多余人”我行我素——电影《青年一代》就有这样的镜头：资本家的儿子郁郁寡欢地坐在亭子间里说：“我不想上班，老爹留给我的利息够我吃几年的了。”而主人公则严肃地告诫他：他应为这种生活方式感到羞耻。相信所有的观众都会对这个典型的食利者的生活方式产生本能上的反感：包括他的装束、发型、茫然无措的神情和开汽水瓶的样子。

　　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既然是不现实的，那么，一切自由主义者必将面对“我向何处去”的悲剧性命题，每个人都从日常生活中的变化感受到社会革命的势不可挡，每个人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脱胎换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人；要么随波逐流，尽可能地保留一些有闲阶层的习惯，又不惹犯众怒；要么铤而走险，最终为时代的巨轮碾得粉身碎骨。绝大多数人选择了第二种道路，如陆文夫小说《美食家》的那位主人公，每天惦记着去吃一碗“头汤面”，这虽然是典型的闲人举止，但于新中国无碍，在文革到来之前，绝大多数人可以在新风尚和旧风俗之间自得其乐的。所以50年代虽然是个严峻的年代，但人们仍然找到许多古色古香的回忆——这种古色古香直到文革爆发才做落花流水去，把旧时代最后一点温馨破除得干干净净。而铤而走险的人是可悲的，他们无法在新旧冲突的夹缝中作出明智的选择，只好在革命队伍中骗取荣誉，在鲜花、掌声和功勋中找到荣华富贵的虚幻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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